蔡一鸣先生近影
清王■《群峰雪霁》蔡一鸣先生珍藏 王■，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剑门樵客等，江苏常熟人，清初“四王”之一，被称为“清初画圣”
蔡一鸣，1928年11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湖州德清县。曾任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清?雅集”创会会长。中华文物学会和清?雅集是台湾最负盛名的收藏家社团，其成员都是声名显赫的企业家。蔡先生的收藏资历逾30年。其以家族的“乐山堂”为堂号，早年专注收藏历代名瓷，后来又倾心古代及现代书画。出版有《乐山堂藏瓷》和《乐山堂藏中国书画》，收录所藏精品。2010年9月，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委派刁明芳、林美姿、李伟麟(以下简称“采访者”)对蔡一鸣先生进行了采访，现在让我们一起分享蔡先生传奇的收藏经历，以及他对艺术品收藏的独到见解。
采访者：您喜爱上收藏，有什么机缘吗？
蔡一鸣：我在上海念中学时，很多同学的父亲或祖父都是收藏家，我从小就看过许多珍贵的古董和字画，只是那时对那些红红绿绿的花瓶和碗并不太了解。当年上海的大收藏家、后来香港“敏求精舍”的创办人胡惠春就是我同学的大哥，我以前常去他家里玩，胡惠春把贵重的古董放在会客室和书房里，所以那时，他并不准我们进这两个地方玩，怕我们把古董碰坏，但我还是见过他不少的收藏品。
另外一位我眼中真正的收藏家，是我同学邻居的祖父，他是创办庆云银楼的郭老先生。那时他年纪已经大了，身体很不好，成天躺在床上，但只要听到古董商拿好东西来，他马上就会起床，高兴地和古董商讨论。当时我所见的上海收藏家几乎都是只收不卖的。新中国成立后，大环境变了，收藏的观念也跟着改变。那时我对古董收藏还懵懵懂懂，后来在香港看了拍卖会的预展，才发现那些古董和我小时候见过的东西都很像，从此引发了收藏的兴趣。
采访者：您是何时开始自己的收藏的呢？
蔡一鸣：我是1979年开始收藏的，第一件藏品是在香港买的。我虽住在台湾，但没在台湾买古董，主要是当时台湾并不时兴收藏古董。为什么呢？因为台湾被日本统治了50年，日本人不可能留中国人的古董，所以台湾本身没有中国的古董。直到1949年，国民党由大陆撤退，很多人跟着搬迁过来，也陆续带过来一些古董，但这些古董后来多半被卖到国外去了。当时香港最大的中国古董买家是本地收藏家以及日本人，从1970年之后的十多年，日本人挟着雄厚的财力，买走了很多重要的瓷器。一直到台湾的经济起飞，大约是1988年以后，股市上了万点，有钱人多了，台湾地区收藏古董的风气才慢慢浓厚起来。
1960年前后，我从事贸易，在香港设有办事处，所以每个月都要到香港出差，每次都住在办公室附近的文华酒店。那时，苏富比(微博)和以后的佳士得的拍卖会都在文华酒店举办，我没事时就跑去瞧瞧，看着预展的东西觉得很眼熟，因为小时候都见过。我大约看了三年，才开始进场。买的第一件是瓷器，因为那时在拍卖市场上最被看重的就是瓷器，在香港拍卖的文物也以瓷器居多。我涉足收藏的初期，从古董商那里买的古董比较多，交了不少“学费”之后，觉得通过拍卖公司交易比较安全。当时香港的拍卖公司是很严谨的，如果买到不对的东西是可以要求退钱的，因此对于古董的真实性及其年代，都比较值得信赖。
早期我收藏的多半是明清时期的瓷器。现在“乐山堂”所收藏的瓷器中，有一只明朝万历年间的紫地黄龙碗，全球有记录的不超过4个；另一件明朝正德年间的绿龙纹碗，更是孤品，都很珍贵。
采访者：能讲讲您收藏的第一件字画吗？
蔡一鸣：1981年，我买了第一件字画。那时候拍卖市场根本不重视字画，因为外国人看不懂，所以字画的拍卖目录只有薄薄的几页，连风都吹得起来，哪像现在每一本都重得我搬不动。我为什么买书画呢？说起来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当时我只买瓷器，瓷器的价格贵得厉害，但在香港的拍卖市场上，张大千的画却很便宜。举例来说，张大千画的一幅《龙女礼佛图》起标价4万港元，但同本拍卖目录上徐悲鸿画的马，起标价却要3.5万港元。那时港元很值钱，1块钱港元可以换台币将近9块钱，如果2万港元就将近是台币20万元。而那时候台湾大安区敦化南路的大楼，房价每平方米才4万元台币左右。那次，我看中了那张张大千的《龙女礼佛图》，因为非常喜欢，就决定用买瓷器的概念去标，出价比较高，它起标价4万港元，我跟另外一位菲律宾华侨抢标，结果以11万港元标得，再加上1.1万港元的佣金，总成交价就是12.1万港元。当时，中国书画还没有拍出过那么高的价格。拍卖结束后，立刻有很多记者过来要采访我，考虑到台湾当时还有外汇管制，我不能说自己是台湾来的，而且我也不会说广东话，所以也不能说自己是香港人，于是灵机一动，就说自己是打新加坡来的，后来报纸都报道说是一位新加坡华侨出高价买了张大千的《龙女礼佛图》。这是我买的第一张张大千的画。
《龙女礼佛图》是张大千20世纪40年代远赴敦煌，在莫高窟临摹唐人原作的精品，工笔画得极好，不论是脸部、手部还是衣饰的线条，都充满流动性，而且用色?丽，尤其那红色真是漂亮。
买到这张画之后，我订了上午10点的航班返台。在飞机上碰到一位收藏家，他问我是不是买下了张大千那张画。我说是，他就说：“那是假的，你怎么会去买？张大千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么鲜艳的红色，所以那张画不可能是张大千的真品。”我听了心里头很不舒服，回到办公室时还不到下午1点钟，我就打电话给同事的太太，当时她在台北故宫(微博)博物院的书画处工作，请她帮我约张大千先生，我想跟他当面求证。这位太太联络了同在故宫书画处工作的张大千的小女儿，得知张大千下午休息到3点半才会起身，于是，我准时到故宫对面的“摩耶精舍”拜访他。我抵达时，张大千已经在等我了，他问我，《龙女礼佛》是你买的吗？那时他已经看到了报纸的报道，看到拍出高价，非常开心。因为当时，张大千的画在台湾卖得很好，受欢迎的程度到了画商必须先付钱预订，而张大千何时可以画完，何时可以拿到画，画商并不能确定。可是张大千的作品在香港的拍卖价格却一直起不来。因此，我用高价在香港买了他的画，他很开心，就问我收了他几张画，因为很多人是抱着收集的心理一张张去买，但我却是一张他的画都没有，就出了高价购买，这令他更高兴了。
我问他《龙女礼佛》是不是他画的，张大千给了肯定的答案。至于画龙女使用的鲜艳红色，他解释说是用矿石磨出来的颜色，从他去敦煌临摹开始，一直到1949年以前，他都是用这种颜色。但后来离开大陆就不用了，因为从前都是学生帮他磨矿石，从大陆出来后没有学生在身边，随着年纪增长，自己也磨不动了，所以很久没有再使用这种颜色了。
当日为了佐证《龙女礼佛》的用色，张大千还拿出了一幅《红衣大士》给我看，这幅画在帆布上的观音大士，身上穿的红衣正和《龙女礼佛》的红色一样艳。两幅画的创作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张大千很喜欢《红衣大士》这张画，他画好后，没有题款，显示他不想卖，而且也从不示人。因为我高价标得了《龙女礼佛图》，给他捧场，他很高兴才拿出来给我看。
张大千亲口对我说，《红衣大士》这幅7尺的大画，是仿榆林窟中唐人壁画的作品。为了作画，他当初必须爬进一个洞里才能看到这幅壁画，人在洞中是站不直的，要抬起头才看得到画，同时要另一个人带着两个马灯跟他一起爬进去，把马灯打在墙上。在洞内他先把线条勾好后，再爬出洞口，这个过程很辛苦。而且这幅画用的是帆布，必须先打蜡，让布结实，然后再把蜡洗掉才能作画。当日连张大千都说：“自己年纪大了，再也临不出这样的画了。”我很喜欢这幅画，当下向他表达想买下的心意，但张大千自己是不跟人讲价钱的，后来，我托了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友人向他买画。大概因为我把张大千在香港的字画价格从此抬上去了，他竟然愿意出让，所以，我就幸运地又收藏到这幅重要的作品。
张大千的画作我基本上不外借，上一次外借都是20年前了。我的好朋友林木和及陈筱君筹办画展时，我把《红衣大士》和《龙女礼佛》借给了他们。展出之后，一位专收张大千画作的收藏家来找我，他出价4000万元希望我出让，当时那是一大笔钱，但我回道：“让我玩一玩，我不玩的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让给你。”到现在，我都一直珍藏着这两幅画。
采访者：您后来又是如何促成了清雅集的成立呢？
蔡一鸣：1978年以前，台湾只有三个半的收藏家，一位是远东航空公司的创办人胡侗清，第二位是国泰信托董事长蔡辰男，第三个是我，而那半个就是鸿禧集团董事长张秀政的家族，那时候他们才刚开始通过拍卖公司搞收藏。
后来随着台湾经济的繁荣，股市上冲到1万多点，台湾的收藏家开始踊跃地在拍卖公司交易。到1992年，收藏人数已经不少了。有次，我在飞机上碰到寒舍(台湾寒舍艺术中心)的老板蔡辰洋，他建议我出面成立一个像香港敏求精舍一样的收藏团体，让新进的收藏家彼此有一个交流、切磋的机会。那时候，我刚好担任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所以我就同意出面号召。
收藏团体需要命名，当时很多人提供名字，我都不满意。后来我想到曾在《故宫文物月刊》看到一篇文章，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一套古书，专门讲述收藏的事，书名叫“清?”，内容包括“清?字画”“清?瓷器”“清?铜器”等。以古字来看，“?”字就是“玩”，“清?”也就是玩赏的意思。在中国已经找不到这个字了，只有在日本才有“?”字。收藏团体的名称如果用“玩”字，感觉不够慎重，所以就决定用“清?”。我刚提出建议时，也有人不怎么赞同，后来故宫瓷器专家那志良和我们一群收藏家联谊时，听到“清?”的名字，直说“很好”，大家就同意用“清?雅集”来命名了。
当时香港敏求精舍选择会员的标准非常严格，要看你收藏的东西是否够水平，而且他们也不希望会员是拿古董做买卖的，要求真正的收藏家才能入会。清?雅集也一样，我定的规则是，一位会长最多做一任，一任最多两年，之后一定要换，大家轮流做会长。至于会员，一开始我们采取主动邀请有分量的收藏者加入，而且要开大会，取得每一位会员的同意才能入会。初创时的构想是希望每个月聚会一次，每次聚会时，大家可以把买到的古董珍品拿出来交流讨论。现在我们还是维持每个月的聚会。那时，我也希望在拍卖会之前，大家可以沟通一下，如果有人想买某个标的，别人就不要去抢了，免得哄抬价格，但这个构想后来证明行不通，因为看到好东西，大家照样抢。
采访者：您收藏的资历长达31年，其中有什么甘苦可以与大家分享吗？
蔡一鸣：我最反对收藏投资，买收藏品时，我从来没想过要作为投资。但人心都是一样的，你收藏的古董，买进的时候值1万元，后来变成20万元，虽然没有卖掉，还是很开心；但有时也会高价买进，后来变得不值钱了，那感觉就很不痛快。
刚开始收藏时，我每次去拍卖会都很不痛快，但还是要去。比如说下个月有拍卖会，我这个月就要开始准备钱了。因为我们不是亿万富翁，所以到拍卖会前要先规划一下，筹一笔钱。假如买到一件东西，买得太贵，会心痛；如果买不到，心里又泛起波澜，可以说是患得患失。有时你想了很久的古董终于买到手了，你还是不痛快。为什么呢？因为花了很大一笔钱，买到手之后也只能摆着看，又不想卖，有什么大用处呢？但现在年纪大了也就习惯了。
今年我82岁，现在到任何一个拍卖会去，都是年纪最大的收藏家，而且我还会亲自举牌竞标。只是现在的古董价位都太高了，我的心态是买不到也就算了。
见过那么多收藏家，我认为，认真的收藏家是一种病态心理，心里头的占有欲会很强，他希望买到的东西是只有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所以，我建议想进入收藏领域的人，只要做一个喜欢文物的收藏家，但不要做认真的收藏家，也就是不要太着迷于收藏，心态要很潇洒，收到也好，收不到也好，看看就可以了。有空到博物馆、美术馆看看，或者欣赏朋友的收藏就不错，有这种心态会比较长寿。我自己曾经是一位认真的收藏家，现在，我不希望再做一个很认真的收藏家了。
采访者：您提到有时高价买进的古董，后来变得没那么值钱，这是什么原因呢？
蔡一鸣：我曾经买过很贵的古代陶器，比买瓷器还贵。瓷器多是传世品，但陶器都是地下挖出来的。中国文物政策未开放时，陶器流出海外的不多，所以价格贵。可是后来出土的越来越多，现在变得没人要了。
1981年，我曾经在香港拍卖会上看到一个唐三彩的盘子，盘面上绘有天鹅，颜色很漂亮。当时这种文物非常稀有，估价100万港元，但我资金不够。那时有一位香港的古董商愿意跟我合伙，我出50万，他出50万，但我后来一想，我是想买来收藏的，但他是古董商，是做买卖的，合伙买进之后，他要卖，我不卖，这可怎么办？所以最后我没答应合伙。还好当初没有买成，现在这个盘子10万港元也没人要。因为从地下挖出来的文物无法控制数量，陪葬的制度是远古以来中国人的传统，就算是一个要饭的，死了也会拿个破碗陪葬。文物政策开放之后，曾有3到5年间，每天至少有3到4条满载古董的船走私到澳门去，但后来供给过多，东西没人要，船也不走私了。
采访者：您曾经因为没买到哪件珍品而懊恼很久吗？
蔡一鸣：我虽然主要收藏瓷器和书画，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收藏品。现在回想我的收藏史，我有些后悔，后悔如果那时候我不要太考虑价格，就可以买到很多很好的东西。很多好古董早期的价钱仅有现在的五十分之一。2009年11月在保利集团的拍卖会上，我看见了两件珍品，都是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拍卖会上与之失之交臂的宝物。
1995年我到纽约看儿子，一家拍卖公司拿了一批书法册页给我看，其中有苏东坡和曾巩的书法。我一眼就喜欢上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曾巩的那一页《局事帖》，里头有几十个字，定价8万到10万美元之间。我心想，美国人向来较少收藏中国书画，所以我跟拍卖行出价18万美元，加上佣金共是19.8万美元，结果没标到。得标的是一位比利时人，得标价加佣金共55万美元。后来据我了解，这位得标者的背后有位中国顾问，他懂中国字画，但无资金，所以他向这位比利时人建议买进，未来增值赚钱后，再分一笔钱酬谢他。
再次看到这幅《局事帖》，就是在2009年11月保利集团的拍卖会上，它以1.09亿元人民币打破当时中国书法拍卖的成交纪录。这幅1000多年前的《局事帖》尺寸仅29×38.2厘米，但却是曾巩存世的唯一墨迹。只不过十多年光景，这幅书法就从48万美元飙到近2000万美金，增值近40倍，简直是暴利。
另一件珍品是明朝初期一位知名的书法家宋克的作品，台北故宫现存有不少他的作品，但在民间他的作品流传的却很少。1993年我也是在美国的拍卖会目录上看到宋克的草书作品，我一看定价，好贵，8万至10万美元。拍卖前一天，我打电话给纽约佳士得书画部的马成名先生，我问他，有没有台湾或香港人要出价呢？他说，都没有。我说，那这样好了，我出8万美元，多一块钱我也不要。结果拍卖结束后，我听朋友说宋克的作品以8万美元成交，我很开心，以为买到了。但过了两天，佳士得都没来通知我，第三天我打电话去给马先生，我说：“小马，宋克的书法我买到了，你怎么没有通知我？”他说：“我查一查。”结果一查，他说：“不是你，是别人先举牌出价8万买到的。”后来我探听，是一位洛杉矶的华侨买去的。2009年，嘉德拍卖会上又出现了这幅作品，得标价已经超过了1000万美元，涨了100多倍。
采访者：您的收藏对您的家族有什么影响吗？
蔡一鸣：我的家族长久以来就有堂号，叫“乐山堂”，我开始收藏后，就沿用这个堂号，对家族的传承来说，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的大儿子和孙子都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念书，我大儿子义务在学校的董事会帮忙，他曾经把收录我的收藏品的两本书《乐山堂藏瓷》和《乐山堂藏中国书画》送给学校美术馆。最近，建筑大师贝聿铭帮康乃尔大学新设计装修的图书馆开幕，学校希望举办画展，就向我儿子借展品，指定要清朝王?的一幅《群峰雪霁》。王?跟清初另外三位名画家王时敏、王鉴以及王原祁并称为“四王”，这幅画是他在46岁左右时画的，画风有自己的风格，这样的作品很少了，因为他之后的画作都受到明朝蓝瑛的风格影响，画风就转变了。也因为这次康乃尔大学的邀展，我的儿子和孙子才发现我的收藏原来蛮受美术馆的重视，以前他们并不了解，这也是意外的收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