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元素NO.20111008》
关于水墨的实验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从试图摆脱传统中国画的图像到写意风格向抽象的过渡，艺术家都在探索水墨作为代表东方文化审美最合适的体现。最近在今日美术馆的个展“传模移写”中，李纲用新作表达了他对水墨媒材背景的关注，冷峻和充满秩序感的画面过滤了很多情绪化的东西。李纲认为，东方文化在水墨中体现更多的是一种包容，在吸纳各种元素后画面中呈现出万千气象的变化。
商报：早期您曾经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版画创作。这段经历对您后来在水墨领域的探索有怎样的影响？
李纲：接触版画制作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毕业后，我被分到一个文化团。我带领着一些业余作者做版画，那是我最初的版画经历。版画的制作经验对后来水墨创作的引领和补充是很重要的。
商报：最初您也进行过传统水墨画的学习。您的作品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现在这种风格的？
李纲：我整个艺术经历就是从接触国画开始的。但深入学习之后，我觉得传统国画的表现力太弱了，无法承受当时想表达的那种强烈的情绪。
后来，我开始尝试用油画来创作，也就是因为媒材使用的转换使我认识到水墨这种媒材对于本土文化的意义之深，从而让我又回到水墨创作。这次回归，我发觉沿袭古人传承下来的方向去走，是一条很窄的路，想要超越古人有所成就是太难的一件事，所以这迫使我去选择一种新的创作思路。
商报：您研究生读的是中国画大写意，强调不拘成法、挥洒淋漓的境界。但是您后来在水墨领域的探索，多呈现一种理性和强烈的秩序感。
李纲：水墨这种媒材，包括它自有的语言构成了我们东方人独特的审美，但我更重视媒材背后的文化背景。我们东方文化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禅宗文化。它是一种博大平和的精神，有着一个庞大的气场在吸纳着世界所有的东西。在当下出现世界化艺术语言的状态下，对于水墨的出路，我更多思考的是怎样把水墨这种东方特有的媒材和它后面的精神嫁接起来，然后用当代的语言来阐述我们当代人对水墨理解的延伸和对世界的感受。
商报：很多对西方抽象绘画的描述都提到了画面的音乐性。那么对抽象水墨中的这种意境和情绪您是怎么来描述和定义的？
李纲：其实严格来说，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意象水墨。我觉得，这也不是百分之百绝对准确的。我觉得，西方的抽象绘画是从里到外的张扬或者是一种澎湃和激情。它是内在的爆发或是对事物抽取原来的形之后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我的创作过程更多是从一个大气场往里收，然后利用这个气场把很多东西给吸纳进来，然后把它们统一化。
商报：在您看来，水墨当代性的体现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向内的吸收和包容，在表现手法方面会显得更个人化？
李纲：从外到里的概念，在我这里可能体现为对一种平面化的追求。虽然是二维的画面，但这里有一种极强的形式感，被安置其中的画面元素在里面变化万千。这种丰富而微小的波动是一种能量的吸收和稳定，而不是宣泄。
至于表现手法，还是跟水墨这种传统媒材有很大的关系。水跟宣纸的碰撞有很多偶然性。正是这种偶然性使我在创作过程中有一种兴奋感，而使用器皿等物体在画面上产生印记会摆脱笔墨的章法，从而使宣纸、水墨的特性在画面上获得最大程度的张扬。
商报：实验水墨多是试图突破传统水墨图式的限制，但很多人将您的突破看作是另辟蹊径。传统水墨的传承在您的创作中是否还有体现？
李纲：传统文化间接的吸收会形成一种新的表达。我觉得，这才是艺术的智慧。比如书法，相比用笔技法，我更关注书写的节奏感和自然流露出来的点和空格的排列。像这些间接发现的美，都会在我的画面中有相应的呈现。
商报：区别于在水墨领域内的实验性探索，向传统回归也是当下的趋势。对这两种方向您如何看待？
李纲：我觉得，可以强调思想，但方法要艺术家自己去找。比如说回归传统，你不可能像传统一样画，你只能是回归一种精神，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和人的状态跟现在已经是两码事了，你怎么可以回到那个时代？你回不了了。
商报：2009年之前，您一直在广东生活创作，来到北京之后，南北两地在大环境上对水墨认知的差异对您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李纲：这还不能从水墨状态来谈，我只是把它当一种媒材，更多思考的还是文化问题。从广州到北京之后，这种南北差别会给我很多创作上的灵感，可以让我站在更高的视野上思考一些文化问题，包括南方人跟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到文化的差别，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方法。这都是我的创作里直接或者间接去表达的。
商报记者 周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