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意义重大的一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再一次确定了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为改革指明了方向。不久，国家体改委等部门相应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条例。道路的明确，国家政策的引导，让大批政府机关、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现今以陈东升、冯仑、郭广昌、潘石屹、俞敏洪等人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群体。
那个时候在北京最活跃的就是中青年，这些人基本就是新思想最活跃的代表，各种改革的想法、思路也就在他们中间形成。经济改革是改革的最核心部分，所以很多年轻人聚集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研究室、社科院等这些部委研究所，形成了一个改革阵势庞大的中青年气候。
这一年，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的陈东升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早年就被新闻联播所讲的索斯比、克里斯蒂拍卖神话所撼动，一种原始的冲动就此开始在心中萌生。不久《羊城晚报》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拍卖行的评论又再次埋下伏笔，写着“中国五千年文明有灿烂的文化遗存，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艺术品拍卖行”这样的言辞，就此陈东升毫不犹豫的下定创办拍卖行的决心。
但是真正筹备的阶段却持续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久？一个崭新的新生事物，从何做起呢，在陈东升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准备，不熟悉关于拍卖行的知识，也不知道拍卖行是如何运作的，更重要的要创办拍卖行都要经过哪些部门来审核批准都搞不清楚。所以在91年这个创意也只是一直埋在心里，实际上真正的操作步骤还在左右思量，并且作为保密阶段，陈东升也还并未向外界透露……
对于拍卖：一种原始的冲动
陈东升说当时通过新闻，新闻联播是年轻人唯一的一个对外的窗口，得知纽约、伦敦的?富比和佳士得，那时候翻译为索斯比、克里斯蒂。大家知道八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所以世界艺术品创造一个新高，特别是印象派的画在八十年代后期达到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就是《向日葵》，安田火灾保险买下了。我到台湾见到《经济日报》社长他们也做了一个梵高的展览，要去借这幅画，没有借回来，原因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这幅画抵押出去了，所以不能借出来，这也是演绎了一个保险公司的神话故事。安田火灾买了这幅画，络绎不绝的去参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年轻人是有超级好奇的心理，虽然那种拍卖的场面没有亲历，但你看到《新闻联播》后那种画面一辈子不会忘个记，在这样一个古老的建筑里边，现场一个五十开外的场地中文质彬彬的拍卖官指点江山，俯视着拍卖大厅里坐着的这些男男女女，雍容华贵，还有神秘的电话……看了那种电视画面，我觉得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神秘、那么的高贵、那么的典雅，总之那就是上流社会的一种高雅的游戏，觉得像中国这样一个革命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当时来讲)经济落后的国家，或许跟我们可能是永生都没有关系的，正因为有这种强烈的对比，才有那么一种冲动，这是一种原始的冲动埋藏在我心中。
我那时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做副总编辑，由于校友关系，跟文化部关系很熟，文化部有很多资源，怎么把它用起来，所以我们就策划成立了一个文化市场研究所，由我来组建、分管。当时我的大学师兄卢建、田源都是很有名，还有我的一个校友李军先生，现在是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他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是文化部市场局调到中央工作的，所以他在文化部也有关系，这样我们几方成立一个文化市场研究所，所长叫李刚。
有一天他们拿了一份《羊城晚报》，有一位评论员的文章拿给我看，写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有灿烂的文化遗存，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艺术品拍卖行。他们受到这个启发就说拍卖行是一个好主意，我记得那是在南城马路边的路灯下，我毫不犹豫下定办拍卖行的决心。为何能够如此坚定就是因为刚才我前面讲到的因为?富比、佳士得在我脑子里，电视里的画面，我想到办拍卖行就是那样的东西，如果没有心中这样的憧憬，要办拍卖行我肯定不会办，正因为有那样一个铺垫，所以马上毫不犹豫地说办拍卖行。
当时嘉德筹备的时间很长，为什么筹备很久呢？因为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新生事物，从何做起，没有任何关于拍卖行的知识，也不知道拍卖行是怎么运作的，拍卖行由什么部门来批都搞不清楚。91年有这个创意就埋在心里，实际上是没有去操作。
这个事情是怎么促成的，九十年代很活跃，改革开放，那个时候邓小平还没有南巡，一个关于中国要不要开股票市场的研讨会，大概90年在深圳开，这是一个中国还继续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全球媒体都关注这个会，我们要不要搞证券市场，这个会发出强烈的信号，中国要搞证券市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大概91年，当时很多在八十年代初期有搞股份制改革，所以只要有这种行为的企业都把它划为可以作为上市的企业，当时武汉有一个印刷厂长江印刷厂，我的同学毛振华做印刷厂的上市顾问，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对企业的上市做一个评估、咨询，所以领头的是我们的导师董辅?先生，再下来接着国务院研究室的副局长卢建先生我们同学，第二就是我，我当时是《管理世界》副总编，企业评价中心的秘书长，还有一个是李军先生，那个时候他是中外研究室的处长，还有一个同学关敬如，是体改委分配司的一个处长。我们这一批人晚上就聊天，我们那个时候想办清洁公司，想办拍卖行，我最大的冲动就是要办一个中国工业博物馆，因为当时我搞了“工业五百家”企业，我觉得多一个工业技术博物馆很重要，他们就说东升你的点子太多了，你做一件就行了，后来一研究，大家觉得拍卖行比较具象，还有李军说你要办拍卖行，文化部的关系我帮你来疏通，就这样定了。
我这个人定下来做一件事，就会把其他事都放下，从此真的是一门心思地投向拍卖行的事情上。那个时候在筹备拍卖行的过程中，正好92年冯家驳、北京市文物局，他们搞了一场北京国际拍卖会。但是我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溜进去观摩，我有两个印象，一个老先生走进来一大帮人簇拥着，一看是很重要的人物，后来我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徐邦达先生。
另外他们把香港拍卖行的胡文?先生请来做拍卖官，我一定要抓住他，未来我做拍卖一定要找他学习，我当时找他要了一张名片，后来我们拍卖行成立，我就给他写信，我把他请到北京来，我专门去香港请教胡文?，所以胡文?先生应该是中国本土拍卖的一个先驱。
我那个时候很保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办拍卖行。等批下来之后。嘉德是中国第一个中国字头的全国性股份制现代化的拍卖行，应该讲当年我的这个举动确立了在中国的艺术品拍卖业的一个位置。当然嘉德不是最先举办的第一场拍卖，嘉德也不是第一家成立的拍卖公司，但是嘉德是第一家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一个股份制的全国型的拍卖公司，这个我从来不含糊，嘉德第一场拍卖开启了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
前面大家是有一些创新，或者是尝试，但是他们不具有里程碑和开创性，嘉德就为日后大家都来办艺术品拍卖公司做了很好的铺垫，把整个市场树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嘉德是在北京，因为朵云轩和嘉德几乎是同时成立的。我们很慎重，第一场拍卖一定确保成功，所以我们筹备了一年，实际上刚刚讲91年筹备嘉德，实际上92年底拿了牌照，在93年3月份证件全部齐全，但是我们开业选了一个好日子，5月18号“我要发”，当时还有点儿意思，其实我是不信这个的，但还是找了一个吉利的日子，所以是5月18号开张。
92派企业家：改革的中青年气候
陈东升表示作为这个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开拓者，我是坚信第一个做是很重要的一个先机；第二我们有不同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在于我是武汉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后在外经贸部，在国务院这种高端的国家的宏观经济研究部门工作，遇上八十年代改革的起步和改革的最重要的时期。
那个时候在北京活跃的基本是中青年，年轻人基本就是新思想最活跃的代表，所以各种改革的想法、思路形成一个很大的气候，一个群体。当然那个时候经济改革是改革的最核心，所以很多年轻人聚集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研究室、社科院这些部委研究所，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改革的中青年的气候。
又说到92的时代背景，中国的改革企业家群体的形成，一个八十年代早期乡镇企业，民办科技业这一批创业的人，像王石、柳传志、鲁冠球、张瑞敏，他们都是八十年代之前创业，改革产生了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邓小平92年南巡，形成了92派企业家，产生了像我们这一批企业家。当然后来互联网革命，海归派，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了三拨企业家，我们是在大的环境背景下来创业的。
92年创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条件：一个邓小平南巡，扭转了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表明坚持改革开放，并且92年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管理条例》，我们这批人就有了创业的机会，没有这些文件我想办嘉德也办不起来。
当时作为股东，文件，合同书、发起书、可行性报告都是我自己弄，当然也找朋友帮忙，比如可行性报告，我一辈子都记得文化部市场司的处长陈兴保他帮我写的，因为他熟，可行性报告是他帮我写，当然我也改了，原稿是他写的。
还有名称，后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文物是专营，不能碰，我们就打擦边球，走文化部，说当代艺术，那个时候的当代艺术并非现在的所指，就是说在世的，我们叫珍品，所以嘉德一开始的名称叫中国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正好我的一个同学在世界银行，就是邹恒甫著名经济学家，所以有一次我在东单的大排挡请他吃饭，我说你英文好，你给我把这个名称翻英文，翻英文的缩写，你给我弄起来，读音是读什么，读Cat，他说Cat是猫，猫在英文里是黄色，不好，又再编一下就读Gater?嘉德，就是这样的。我最开始写的才子佳人的佳，佳德，回去以后，陆昂说这个佳字不好，嘉奖的嘉好，就改了这个嘉德。后来成立以后英文我是要王雁南改的，王雁南找了一个美国女孩，用嘉德的意思，叫Guard，Guard就是保护神的意思，所以嘉德这个名称就这样诞生了，有我的同学，有陆昂、王总，他们的参与最后形成了“嘉德”。1992年北京国际拍卖会如期举行，陈东升也第一时间跑去观摩。作为一个还是艺术品行当的圈外人，他第一次看到了被人群簇拥着的徐邦达，也自此与这位在不久之后为嘉德首场拍卖主槌的泰斗级人物相识；他看到了真实的拍卖现场的组织流程，也第一次见到他们从香港请来的拍卖师胡文?。
嘉德完全是从一个孤立的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一炮走红，能得到这样的成功非常艰难。虽然很多都是依靠多年在中央机关任职的经验和关系，但是作为股东，文件、合同书、发起书、可行性报告还都是陈东升自己在做准备。陈东升知道当时文物是专营，不能碰，所以想到打擦边球，走文化部报批时将所营项目标为当代艺术，也就是指哪些在世的艺术品，也称珍品，所以嘉德一开始的名称叫中国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但是出于英文定名的考虑，陈东升在世界银行的同学便帮他想出了“佳德”。但是陆昂看到这个名字后提议“佳”字不好，建议不如换做是嘉奖的“嘉”，所以几经修改最终定下“嘉德”二字。后来成立以后依然考虑国际宣传，对英文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视，王雁南找一位外国女孩帮助选取，用嘉德的意思，叫Guard，Guard就是保护神的意思，所以嘉德这个名称就这样诞生了。陈东升回忆起来便说道，有我的同学，有陆昂、王总，他们的参与最终形成了“嘉德”。
经过整整一年的筹备，嘉德团队在1993年择了吉日开张。5月18日的傍晚，在长城饭店的后花园中国嘉德(微博)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当晚灯光通明，各界人士汇聚，各级领导、文物专家、行家、商界精英，笑逐颜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
当时91年开始筹划，正好92年颁布了条例政策，就想到了股份制的形式，筹划阶段只是说怎么弄，还没有想那些，92年这个文件出来就太简单了，做有限责任公司，去找股东，所以92年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92年年底召开了“中共十四大”，最终确立中国是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92年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节点，转折点，这是我讲的一个大背景。
第二个背景，大家知道八十年代诞生的万元户，大家又羡慕他们发了财，又看不起他们。因为当年下海大部分都是无业的，或者是出身成份不好的，或者是劳改释放的这些人去做个体户，后来这些人发了财，开始社会的价值观变了。我觉得92年下海社会就已经形成共识，整个社会价值观觉得下海是光荣的事，这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创嘉德是很光荣的事。
一个外部环境，一个价值观的转变，还有我们自己内在的冲动，就觉得实业救国、经济救国，直接创办企业，所以这几个因素决定为什么搞嘉德。
就是说嘉德为什么迅速能成功？第一，我是第一家国字头，全国性的，文化部批的艺术品拍卖行，很响亮；第二，我们一上来建立了艺术顾问委员会，鉴定顾问委员会，所以把这个行业的这些资深的专家、权威都请到这儿来，比如说像艺术委员会请到的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工艺美院院长常沙娜，北京画院的院长刘春华，中国画研究院的院长刘勃舒，把这些艺术院校、团体领导作为艺术顾问，还有把徐邦达、刘九庵、杨伯达、耿宝昌这些人请到我们的鉴定委员会做鉴定顾问。
在当时聚集如此阵容的顾问团是很困难的，这肯定是我的策划，为什么我能够做这个，这样一讲故事就多了。我在《管理世界》策划成功的案例比这个大多了：中国工业四十年大型展览，全国大国有企业统统来到北京，是我策划，我是总指挥。我做过大型的活动，知道怎么来运作，不是说纯粹是一个官员下海，就是我过去在《管理世界》做副主编，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一个怎么做大型活动的资源怎么整合、运作，这个能力很强；第二就是媒体，运作媒体能力很强，所以嘉德一上来成立两个委员会，把社会的权威人士请来，他们会帮助你、支持你。
成立后就我一家是全国性的，我的团队又都是国务院的这些精英分子下来，大家信任你，因为你不是一个从浙江来的一个私人老板，而且是一个优秀的年轻国家干部，大家很认同你。
开明的改革派官员
95年嘉德与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上海朵云、中商圣佳、四川翰雅六家公司同被列为为文物艺术品拍卖试点单位，各自有自己的发展特色，随着国内政策和整个国际环境的变换，嘉德也是经过一些跌宕的。这个很重要，嘉德为什么第一次没有瓷器？第一次也没有古画？就是文物，你不能去擦边文物，所以你卖近现代画，当然我们嘉德第一次拍卖，就是没有文物资质，但是得到文物局批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出去展览都要文物局批准的，比如94年去香港展览都是国家文物局批准，甘学军(微博)对嘉德做了巨大贡献，他是从文物局来的，他去跑这些关系。所以由于嘉德起来，甘学军是张德勤局长的秘书，张局长、王金鲁局长他们一条线，还有上海的马馆长、汪馆长，所以嘉德第一次拍卖，我老讲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开明的改革派的官员，嘉德的成立是高占祥部长力挺批下的，这些人都很支持，文化部批的。但是只要一涉及文物艺术品拍卖就是文物局，张德勤很支持，但是那个时候文物局分两派，还有其他几个副局长，主要是还有一些老专家，他们是坚决反对文物拍卖的，我觉得也能理解，现在我也挺敬佩他们的。他们觉得文物拍卖会助长挖坟盗墓，文物拍卖会加速文物的流失，所以针对他们的这些观点，我们就要证明文物拍卖活跃了市场，文物拍卖让文物回流了。所以针对这个，我那个时候正在筹划香港大收藏家杨永德的《齐白石专集》，他把一百七、八十张齐白石的画拿到国内拍卖，中国第一次大批文物回流，所以我要做政治，一定要保证杨永德的拍卖成功，堵他们的嘴，说你看通过拍卖文物回流了，不是出去了，文物拍卖有利于国家文物的保护，当然起到了这个作用了。
后来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正在制订《拍卖法》，《拍卖法》是商务部牵头，商务部牵头要到人大来立法，人大法律委员会是胡康生，还有那个时候我的老师董辅?，厉以宁，他们都是财经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他们是头号专家，发挥了巨大作用，又是我老师，我们在外围游说，推进《拍卖法》的成立。文物拍到这样以后，都要拍卖文物，国家文物局就要出台《文物管理办法》。96年《拍卖法》是代表国家法律的，只要是资质，所以变成文物局批资质，我们每一次上拍东西文物局来鉴定，说这个东西能上不能上，比如出土文物他说不允许上，还有说他说遗迹、国宝国家有优先购买权，变成这个制度，随后拍卖行雨后春笋，留下来的只有嘉德、翰海、中贸，剩下的就都慢慢销声匿迹了。再到2000年左右，文物艺术品市场大繁荣，又诞生了华辰、诚轩、保利和匡时，这是第二拨崛起的这一批。嘉德、翰海、荣宝、中贸第一批的；第二批的就是保利、匡时、诚轩和华辰还行，都是四家，现在北京可能主流的就这八家。
“要打造中国的苏富比(微博)”
陈东升表示说中国嘉德成立以来其实也面临了外部的很大压力，而且很多反对者。从那时起我就强调嘉德做事一定要很谨慎，不出任何差错。所以嘉德，其他人都没有体会的，为什么我说心冒冷汗，为什么我要去把名字改了，一定要搞非艺术品拍卖。嘉德的周末拍卖到今天的“四季”是这样演变过来的，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时候分大周末、小周末，所以我们叫大周末拍卖，就是说休息两天的周末拍卖定点定时就在朝阳公园体育馆，所以天安门宫灯是在那儿拍卖的，每次大概卖十多万，佣金收一万，在《北京晚报》登一个广告八千块出去了，所以一次拍卖赚四千块钱，我们那么多人实际上是亏损的，在做公共拍卖，人家把皮大衣拿来，家里茅台酒拿来，就像现在的礼品处理店。我记得最清楚那个时候演济公的演员游本昌，他家的金币拿我这儿来了，每次他一块金币可以卖七、八千块钱，所以我印象很深。今天的四季拍卖都跟嘉德学，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不是做艺术品，是做老百姓家庭闲置的东西。
有一次收到了北京中级法院一批罚没物，没收了大概一百多张名家小品，法院这批赃物拿到嘉德拍卖，这批东西一拍拍了四十几万，你想我们做那种公共拍卖一直拍十万，一下子拍四十几万，启发我，开始卖艺术品，周末拍卖是这么来的。后来我们是周末拍卖最后又搬到太庙，所以太庙就火起来了，后来变成双月，现在变成每季拍，现在一季拍多少呢？高的时候拍到六个亿。
豪华的股东阵营声势浩大
谈到如何挑选最初合作人选，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考虑时，陈东升说：核心的比如股东，我的股东挺厉害的，有文化部的单位，又有企业的机构，豪华的股东阵营，声势浩大。
筹备嘉德的时候是我一个人。我那个时候找了一个朋友叫杨德平，我找他借了五万块钱。因为股东哪个有这些钱，没有成立的时候谁给你钱。没有运作成本怎么来，所以我找了一个朋友借了五万块钱，把这个企业建立起来了。还有李秋波，这是后来广州嘉德的总经理，他当时在广州已经开始做生意了，他也帮我一些忙，他们就做股东进来了。借的钱做这个公司，当时一个人都没有，我从《管理世界》帮我忙的就是嘉德老人曹丽，当时他是《管理世界》办公室副主任。还有一个就是高原，那个时候她在中国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在德国留过学，学德语的，是我校友。她兼职来帮忙白天上班，星期六、星期天晚上或者是利用业余时间，当时就三个人。
成立后，就开始招兵买马。因为我跟王雁南过去就认识，让她来加盟王雁南最后就是一个办法选择在嘉德兼职，当时她是长城饭店副总经理，兼嘉德副总经理，这样到这儿干了一年她把那边辞掉这么过来的，所以王总是这样加盟进来的。甘学军已经离开了国家文物局，而我们是搞艺术品拍卖，这是发挥他的专长，他很动心，所以甘学军是有某种放弃，我把他拉过来。这都是公司成立后，王雁南我是拉来副总经理，甘学军副总经理，当时我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来寇勤(微博)是办公室主任，再就是油画部高园，书画是赵宜明和胡妍妍，瓷器是陈连勇，古籍善本拓晓堂。这都是招聘来的，就是我在报纸登广告，应该有七、八百应聘者中挑了五、六个。
嘉德是中国第一个中国字头的全国性现代化股份制的拍卖行，应该讲当年陈东升成功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这个举动确立了在中国的艺术品拍卖业的一个重要位置。在今天来谈陈东升依然强调这一点，他说“当然嘉德不是最先举办的第一场拍卖，嘉德也不是第一家成立的拍卖公司，但是嘉德是第一家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一个股份制的全国型的拍卖公司，这个我从来不含糊，嘉德第一场拍卖开启了整个中国艺术品的市场。”
嘉德拍卖是一个专业化的拍卖公司，公司的行政管理强调国际化，这为其它同行树立了一个典范。用西方的现代企业方式运营，行政及业务都由相应专家把关。因为秉持着这种信念，所以第一场拍卖筹备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慎重。1994年3月27日举办了嘉德第一次拍卖会。嘉德第一场拍卖非常成功，嘉德首场拍卖的成交额是14，230，000元，但那时拍场落下的是被舆论界称为“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第一槌”，那场春拍更被认为是“中国拍卖业开始进入现代拍卖市场的标志”，引起整个社会，甚至世界级的反响。它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和当代艺术品都可能通过正当销售途径进入市场，也为日后业内创办艺术品拍卖公司做了很好的铺垫，将整个市场树立起来了。当时中央电视台影响力很大的《东方时空》节目进行了现场报道：嘉德这声槌响预示着纽约、伦敦、北京三足鼎立时代的到来。在当时看来完全是祝福性的话，却没想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
“预言家”：嘉德这声锤响预示着纽约、伦敦、北京三足鼎立时代的到来
嘉德的第一场拍卖是94年3月27日，你想想看，93年5月份开张，整整筹备了一年。今天来回顾，如果要说讲艺术品拍卖，最具尝试性、开拓性的是92年北京国际拍卖会，但是它是一次拍卖会，它不是一个常设的拍卖机构，并没有每年都要做固定的拍卖，它仅是一场活动、一个策划。朵云轩是成立了拍卖行，但是早嘉德半年拍，朵云轩是第一场尝试，它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嘉德94年这场拍卖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世界性的拍卖，因为毕竟在北京是不一样。另外我们都是从国家机关出来，资源的调配能力强，所以嘉德的宣传就不一样了。朵云轩那场拍卖只在业内引起了反响，嘉德这场拍卖是引起整个社会，甚至世界级的反响。
当年最有影响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是谁都要看的，所以《东方时空》的报道比《新闻联播》还重要，所以嘉德拍卖成功《东方时空》现场报道时说：嘉德这声锤响预示着纽约、伦敦、北京三足鼎立时代的到来。那个时候觉得完全是一句祝福性的话，如今二十年不到，当年大家觉得这个话是大话。当时我还有一个校友、老乡，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叫刘顺发，他现在是重庆广电局的副局长，他觉得嘉德这个选题不错，他做了一个专题片，名字忘了，专题片在央视获了大奖。就是说一个新闻媒体是铺天盖地；第二个《东方时空》再加上国际台的专题片，还有全球的媒体大肆报道。
紧接着翰海就成立了，是北京文物公司，他们是这个行业的人，人脉关系都不一样，所以很快就组织了拍卖，应该是94年成立的，晚我们一年。我们第一场拍卖卖了1400多万，翰海的首场拍卖应该卖了3000多万。由于嘉德的横空出世，翰海紧随其后，你方搭台我唱戏，就开启了这样一个嘉德、翰海双台演戏，后来中贸、太平洋，雨后春笋起来了。
我的这些人员，寇总是我的校友，高原是我的校友，王总是关系来的，甘学军是关系来的，构架搭成了，然后专家就是招聘，当时就构成了这样大概十几个人，就开始筹备了。第一次就是油画和国画，第二次就是瓷器，秋季就是瓷器，古籍就上来了，这是94年。95年开始珠宝也上了，再就是邮票，就是一场一场的，所有的拍卖行为什么学嘉德呢？嘉德的构造，整个框架；第二个拍卖种类，我们都是第一个，第一个拍油画、第一个拍古籍、第一个拍珠宝、第一个拍邮票，都是我们第一个。还有一个我们也是国内艺术品拍卖首次设个人专场，比如说1995年秋拍会上杨永德的齐白石专场，秋拍中设立了《杨永德藏齐白石作品》专场，这是国内第一次最大量的海外回流，作品223件，拍卖总额达2111万元。还有96年秋季拍卖会第一个做新中国美术文革专场，比如这次李可染就是我们新中国美术的封面。
我还有一个很感谢，索斯比来访的，这个人叫梅森，现在还在，是做家具的，跟他谈了一个小时，也是做企业的标准，就是一定要诚信，他说为什么呢？每一件东西的状态报告一定要做得仔细，你要欺骗了他，他会迟早就知道，他知道就会不舒服，他会离开的。从此嘉德就坚定的是不买不卖，很多人说陈总你们赚那么多钱买下来不是赚更多吗？到今天嘉德坚持不买不卖，不买不卖好理解，只有不买不卖才能够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客户，我说的每一个客户是每一个买家和每一个卖家，如果你买下来你来卖总要卖一个好价，你会不会派人去顶呢？所以你会和买的人有冲突，这是明摆着的，所以为什么不能买不能卖，你买的时候总想买便宜，你是不是不把它放在封面，可能放在最后头，或者你会到处说这件东西不值这个钱，总是低价想买，所以拍卖你就是做一个中间商，而不能过多的去参与买和卖，有一句古话讲该你赚的钱就你赚，不该你赚的钱不赚。
所以后来很多拍卖行根本不懂这些原则，为什么嘉德到今天屹立不倒，就是从那一天起坚定地建立不买不卖，还有后来在中国的拍卖行为了做业绩，就容许卖家，你的底价多举一口，多举两口，甚至多举三口，这样就举回来了，变成了假成交，最后又发展到私下买了，这样就一步、一步，中国市场就被这些所谓的好心，为了维护市场，实际上在侵蚀市场。
所以嘉德是坚守不买不卖，坚守卖家、买家可守原则，举到你的手上了，买家、卖家佣金你都要交，一定要有这种惩罚，没有这种惩罚机制，卖家也去自己顶自己的货，这样买家就会小心翼翼，就觉得上当，觉得花了冤枉钱，为什么现在在市场上佳士得、索斯比、嘉德还是可信的，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在嘉德买东西是放心的，核心是你作为董事长、作为总经理、作为顶尖的管理层的原则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在中国拍卖里边出现两种模式，一种翰海延续下来的模式，一个嘉德延续下来的模式，但是都在学习国际化过程中还是有区别的。
恪守的信念：真、精、新
我刚刚讲的，一个藤芳的“真、精、新”我刻骨铭心，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梅森，索斯比的人跟我讲的，这就是拍卖行的要务，后来我讲拍卖商业模式太简单，门槛太低，谁都能进，正因为门槛低谁都能进，要保持持续的成功就很难，这个难实际上不难，就是你能不能坚守你的本分和原则，就是不买不卖，坚守，还应该是尽量的。
我还有第三个观点，拍卖是杜绝卖假东西最伟大的一种方式，它是最公开、最透明的。我觉得拍卖是最伟大的一个机制，没有比拍卖更能够让艺术品的价格更真实的，让艺术品的真假更真实，所以我是老劝很多朋友，总觉得私下买是不是会便宜，其实收藏艺术品私下买是风险最大的，所谓风险最大就是可能你全是买的假货，全是给你讲故事，全是阴谋，其实艺术品投资在拍卖行买是最佳的方式。现在大收藏家其实他们的重要藏品都是通过拍卖来买，当然有的人拍卖买了十几年，他有很强的专家团队，很有眼力，开始私下买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初期进入市场做艺术品投资收藏的一定要在拍卖行里边买东西，不能私下买。我大概跟你讲的就是你看拍卖行成立的过程，一个当时的历史大背景，第三个嘉德核心原则，当然还有我也很感谢王总，寇总和胡总他们，因为王总是从五星级饭店出来的，她很讲服务品质，很讲原则，这也是嘉德的一笔财富，有时候我还原则性没有像他们那么强，这一点他们也弥补了我。
对于嘉德第一场拍卖一开始，第一场拍卖轰动了，第二场拍卖就更轰动。第一场拍卖最重要的是齐白石的《松鹰》，一个大横条，卖了160万，加佣金176万，那个价格是当时齐白石世界最高纪录。还有一张丈二匹的张大千的不完全是彩色的，基本是墨色的，细笔的作品，《石梁飞瀑图》190万落锤，加佣金就是216万，当时也是张大千世界最高纪录。等于第一场拍卖突破了一千万，而且创了张大千和齐白石的世界最高纪录，这就很轰动。
《松鹰》是1933年齐白石七十岁时的作品。雄鹰伫立松干上，回首展翅，豪气勃发。此画以176万元成交，当时令人瞠目，如今回首，乃是情理之中。同时征集到的一件张大千三十七岁时所作《石梁飞瀑图》，宏幅巨帙，纵268厘米，横91厘米(后来五年从未再见到如此大幅的张大千作品)。这幅画写天台山石梁飞瀑一景，奇峰峭壁，飞瀑直泻，天台山寺掩映其中，苍松古木置立于前，造景造境均是完美，达到古人所求可观、可游、可居的境界。最后，该幅作品以209万元成交。两件重头作品成功拍卖，为中国嘉德的首场拍卖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那时一开拍，张宗宪在那儿两万八、三万八、八万八，特高兴，鼓掌，一张吴昌硕最多值八千块钱，他给我举到八万八，张宗宪是捧我们场，后来我照收他佣金，他说：“东升，原谅你们不懂商业，我捧你的场，你倒还收我的佣金，你收得出来？”，当时不懂，就照章办事，因为你拿不准，你不懂该怎么处理，你刚进来，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怎么处理，就照收。第一场拍卖还是人情拍卖。
到秋天就更了不得了，就是一个大收藏家，说他把两张大山水一个《芭蕉书屋》，一个是《松窗闲话》，二十万美金，当时一个美金值人民币八块多钱，就算八吧，160万的底价，按照那个时候人们的价格认为他的两个大条幅的山水底价应该是50万到60万，超出三倍的价，就像我这种人成功也是运气，初生之犊不畏虎，根本稀里糊涂，好，拿走。因为我当年的战略很成功，就是卖好东西，卖天价，一下子嘉德的品牌就建立了。
后来为什么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也能在嘉德拍，大家觉得给我会更放心，所以是这样建立这个品牌。还有就是齐白石的十二开册页，这三件东西，去年秋天全出来了，十二开册页在嘉德卖了1亿9，《芭蕉书屋》在翰海卖了九千万。《松窗闲话》在中贸圣佳卖了三千多万，当年《芭蕉书屋》落锤280万，加佣金28万，308万，那什么价？秋天，我春天卖是160万，接着又翻纪录，春天陈东升创了齐白石世界最高纪录，秋天打破记录，打破记录是连着打破，刚创造新纪录300万，接着十二开册页480万落锤还是500万，500多万，就像现在5个亿，94年500万，三张齐白石，一个160万落锤，一个280万落锤，一个480万落锤，480万是底价，那个时候价格太硬了，底价落的锤，没人买，就一个人买家一口落锤。
全世界轰动了，我就和王总，我们拍卖之后就去索斯比在纽约拍卖，我们开始去纽约，所有人说，有人攻击我们，有人说香港都说你们是假拍，那个时候对大陆都质疑，但是历史证明不是，而且那个学习之旅，去纽约见很多，那个时候还去索斯比，一定要见总裁，还要跟总裁照张相，当年那个总裁是女的，叫迪迪?布鲁克斯(Dede Brooks)，我记得很清楚。
现在随着拍卖行的不断增多，嘉德也在这二十年间维持它的地位，为什么嘉德成功？除了我们讲的运气、最早之外，我一直讲的一个观点，嘉德完全是从一个孤立的国内市场一炮走红，能得到这样的成功很难。后来我慢慢总结为什么成功，已经在海外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已经有香港、新加坡、台湾，还有包括日本。他们在香港耕耘了二十年，已经把华人的收藏市场培育起来了，虽然嘉德第一场拍卖我觉得是人情成功的。讲到秋天的这场拍卖，真正意义的国际拍卖，就是香港、台湾的大收藏家都出手了。
为什么你能够成功，就是已经有一个成熟的市场，海外有一个成熟的市场，最早的时候，我们国内人拿东西，买家是他们。真正讲具有开创性的嘉德是走在前面的，我们肯定是第一个，这是不用说的，这个历史地位谁也抹杀不了，我创了这个好的公司，打了相当好的基础，又把这棒交给了王总，王总又把这棒走到今天，是这样的过程。
有一个成熟的市场，所以才使嘉德、翰海一炮崛起、一鸣惊人，还有一个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又产生这么多富人，所以你看现在北京成了最大的市场，这还是以中国经济的成长，还与嘉德、翰海这些老公司培育市场，包括现在新的保利、匡时，他们也对市场阶段性发展作出贡献，我觉得一定要实事求是。当然最核心的贡献，最重大的贡献，我还是讲徐邦达这一锤是开启了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一个新的纪元。为什么这样讲？把整个鉴定家、收藏家、买家、卖家、经纪人、评论家，把整个市场带起来了。当然还有广大的收藏家们是这个市场最重要的，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市场，我们只是一个中介。中国艺术品市场真正的变革性的飞跃是“非典”开始的，其实嘉德04年拍卖一直到“非典”，将近十年，市场很平稳，一年的交易量不过两个亿，那个时候香港佳士得、苏富比每年拍卖在四个亿到五个亿港币，我特别羡慕，我说我们哪一年能够像他们拍四个亿到五个亿，嘉德这个市场就行了。
呼吁收藏界、拍卖界一定要维护和培育市场
这几年，我们也谈实话，都没有想象它的巨量增长，没有想象到，我觉得与拍卖行，与收藏家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快速增长也隐含很多危机和矛盾，甚至也不健康、不成熟，我觉得要正确地看待这个市场，这都是发展中的过程，当然我还是坚持微博里我也这样讲，一个持续健康稳定的市场比一个大起大落的市场更重要，所以说我还是坚定的呼吁收藏界、拍卖界一定要维护和培育这个市场，一定要使这个市场更健康、更持续，这是有利于所有人的，既有利于收藏家，有利于投资家，有利于买家、卖家，也有利于拍卖行。炒作、弄虚作假最后只是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从来都是这个观点，二十年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