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月初，封笔多年的杨之光先生用“微博打假”再次唤起市场对伪作的关注，“假画有百害而无一利”，杨之光的女儿杨红说到，对于存世的艺术家来说，因为他们的技法通过艺术教育流传更广，加之没有材料的技术门槛，已经形成一套独特的伪作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的终端，无论是拍卖行、收藏家还是艺术家，都成为受害者。建立一套服务于艺术家以及整个市场的信息认证平台，业内人士共同努力将认证环节在整个流通体系中前置，或许将是中国艺术品市场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杨之光的困惑
82岁的杨之光因为长期作画产生腰椎的问题，只要坐半个小时以上就得卧床休息，可是听到有仿冒自己的伪作流入市场，老人还是无法平静。“如果假画越来越多，影响中国画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前八大山人水平是一流的，从上一代人，张大千模仿石涛一绝，但究竟不是八大，临摹得再好也是八九成。如果假画成立，进入真画的档案，一下就把我的水平拉下来了。”从5月1日开始，几乎不会使用互联网的老人，通过女儿杨红的微博向市场中的伪作宣战，只要发现认为是仿冒的作品，就通过女儿的微博发布出来。
诸多伪作让很多书画大家无能为力，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因为伪造其画者很多，曾特别刻“吾画遍行天下伪造居多”和“吾画遍行天下蒙人伪造尤多”二印钤于画上，以警世人；又定制“齐白石”钢印，甚至直接在画上押署指纹，但这些“防伪”手段并不能起阻吓作用。现代书法大师启功先生，面对众多的伪作，也只能自嘲地说，“写得比我好”。
“很多人觉得这没什么意义，很多人劝我爸，说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如眼不见为净，但是当你看到却视而不见都很难做到，看到自己的作品被仿成那样也很不开心。”他的女儿杨红说，虽然动用各种传媒方式，但是也只能看到一幅鉴别一幅，更多流散在市场中的恐怕无法一时汇集，一一鉴别。
上世纪80年代，杨之光发现早期舞蹈人物的假画，肖像画技巧性比较高，当时难以模仿。90年代以后，假画开始逐渐多起来。早年间，艺术品并没有市场价格，大多作为礼物馈赠，偶然见到临摹的作品，他也不以为意。当时，中国书画作品开始进入海外市场，杨之光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人物画首先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同。
“六七十年代，只是纯粹的艺术创作和礼尚往来，到八十年代海外市场开放。”杨红说。上世纪80年代，杨之光与夫人鸥洋的联合展出分别在香港集古斋和新加坡豪珍画廊先后亮相，80年代末，台湾的隔山画馆代理杨之光的作品，九十年代杨之光去美国之后，作品开始由海外几家画廊代理进入市场。国外收藏中国岭南画派的关、黎为主，人物画就以杨之光为代表，因此算是新中国第一批被国外认同的画家之一。杨红回忆，“真正进入美国市场是在九十年代初，只是他们喜欢一幅画，觉得价钱合适就代理，价格也不是很高，一两千美金一张。”
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因为有画廊代理，“画廊的假画几率不高，因为画廊会很严谨小心地提防，他不想惹这种麻烦。”然而2000年之后，杨之光的作品从海外回流，国内艺术品市场逐渐发展起来的时候，假画的现象也相伴而生。
八十年代的时候，杨之光没骨画的技法尚未完全成熟，临摹的水平也没有那么高，赴美国讲学后，杨之光在人物画技法上有逐渐成熟起来，临摹者的水平也随着教学推广不断提高，而且照相放大等技术的突破，当代伪作的生产能力也逐渐增大。杨之光说道，从前自己在教学上都是倾囊相授，而没骨画人物的技法、调色方法也被越来越多的掌握，技术上的普及和市场的认同，使假画开始泛滥。“一个画家在教学的时候，应该是百分之百地教给他们，可是现在信任度就复杂了。”
“当代伪作”产业链
“赝品的概率如此高，夸张的话说80%，保守说有50%，如果市场上都为之努力的话，至少要降到50%吧。”杨红说。
杨之光惊诧于自己作品被仿制的技巧，“根据现在的伪作状况，我猜想造假已经有明确的分工，比如人物画，有专门研究我舞蹈的用笔，还有专门研究我书法的用笔，这个我已经发现了，仿到七八成像，这就让我很吃惊，流到市场上很难分辨。” 他说，“难就难在现在仿照的技术很高，技术加人工，高仿。比如说有临摹用的范本不够，于是高仿很多张，但应该注明是高仿。可现在的高仿变成假画的来源之一，比荣宝斋(微博)的木板水印技术还高，木板水印还有木纹，但是现在有些连我自己都很难分辨真假。除非我们画家本人或者专家，知道原稿只有一件，哪儿来这么多张？”
广东当地的收藏家邝根明谈到当代市场的伪作，认为当代书画在仿作方面的门槛肯定更低，很多当代的名家通过教学，技法上有更多的推广，加上没有古代书画的材料限制，不需要做旧，加上当代名家在价值上可能有更多的上涨空间，造成了当代伪作大量出现。
杨之光的夫人鸥洋曾在网上看到一幅作品，当时以为是杨之光的作品，后来才想到，这类作品没有进过市场，都是捐给美术馆、学校这些机构。可能被人拿出来临摹，确实临摹得有七八分像。当时鸥洋只是怀疑这幅画不应该进市场，已经捐给国画系了。后来想起自己电脑里有这幅画的电子文件，于是拿出来对比，“发现里边人物的眼神都完全一样，哪一笔的弯曲都一样，用笔都很专业。后来看出一些破绽了，里边的图章是‘杨之光’，而电脑里的版本是没有‘杨’字，这就说明当时临摹的时候，这幅作品并没有准备拿到市场上去卖钱，要不就会连原作的印章也一并模仿了。”
由此两位老人推测，这幅作品被临摹后可能有人有不良动机，将这幅临摹的作品加上印章流入市场，“如果我不对着电脑比照，都看不出来不是真的。”鸥洋说，因为临摹作品，就不会严格遵循原画的尺寸，这类作品在技艺上不差，但是尺寸比较随意，而且印章也因为是后补上去的，所以可能与原作不符。“这种如果不看原作就很危险，一般人看不出来，可是写生作品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创作第二次。”鸥洋将伪作的来源归于三种，这是第一种，即用原作临摹的习作，被人利用流入市场。
第二种方法是，有些不知名的画家，利用杨之光的名声，将自己的作品署名为杨之光，这种比较容易分辨，只有一看作品就知道没有画过这样的题材。第三种就不是临摹品，而是诚心作假，将流入市场的作品完整模仿一遍，尤其是学杨之光的皮肤画法，但是又没有学到真谛。这让两位老人很困惑，甚至在上课时都不敢将完整的调色成画步骤细致分解，“那样就教会了他们如何作假。”鸥洋说，“很多人还掌握不了杨之光画作皮肤的颜色怎么调出来，以前他还把调色方法编成口诀。”
杨之光虽然觉得他人很难学会没骨画的精髓，但依然担忧高水平的伪作大量流入市场，“即使教给他们，有些用笔又不太行，我一笔画成，他们要用五六笔。有些水平比较高的，可以模仿得非常接近，这种就非常难鉴定。但水平高的到底不是很多。没骨画，一笔下来有型有色。趁我还健在的时候，所以大家就牵扯到一些机制，使假画不要这么容易流行。”
认证系统前置与服务平台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拍卖之前的认证和把关，不是说都能保真，但是能把一些明显的伪作剔除，会使整个市场的纯度提高。”杨红对记者说。而在杨之光打假开始，雅昌艺术家服务中心的汤启鹏就赴广州与杨红见面，“我们很容易获取这样的基础数据，能够为艺术家提供这样的工具。从目前看来，艺术数据可以让艺术家本人和家属来看作品真假，提供这方面的数据信息和一个认证的方式和工具。”汤启鹏说。
艺术品鉴定本身就是一个难题，第一没有法律依据，第二没有所谓的机构，也没有哪个权威，也没有什么标准化的规范、制度和流程。徐邦达去世可以说是鉴定界、收藏界一大损失，根源就是他在行业里丰富的经验，形成约定俗成的鉴定权威。这种行业约定俗成的规则随着一些老专家的离世，以及艺术品市场的迅猛发展变得愈发困难，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人们对于古玩器物的年代鉴定最终可以通过纯技术工具完成，但对于存世的当代书画作品来说，并没有这样的技术门槛。
正如邝根明所说，中国艺术品市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二级市场没有成熟的一级市场作为依托，作品征集的来源变得更加不确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一套服务于艺术家和拍卖行双方认证平台，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无疑会更加完善。“我们更多的身份是提供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裁判，先提供工具给艺术家，请他们进行资料的认证，然后通过我们的平台把认证的声音发布出来。”汤启鹏说。
在这套认证系统中，首先是在拍卖预展前，第一时间将预展作品的清晰图片提供给艺术家进行认证。认证之后，将利用雅昌的平台发布。除了当季预展的作品，对于艺术家的作品，仍然将继续分批进行认证。
“如果画家过世了，损失就很大，所以最好在画家健在的时候请他们做一个鉴定。”杨之光说。汤启鹏也认同这个看法，“目前认证这个角度在世艺术家只能是艺术家本人或者是他身边有判断力的，他认可授权的人来进行认证。比如艺术家在世的时候至少更容易，至少比我去世以后让其他人来认证可行性大一点。”目前业界关于认证资格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鉴定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业习惯。为艺术家建立数据库，将他们参加拍卖的作品进行统一的认证，“雅昌从图片信息给艺术家提供拍卖作品认证的工具，为艺术家和整个市场参与者更好地服务。”
最初，雅昌着手给艺术家建立核心的数据库，希望通过数据库帮助艺术家建立一个很完整的文献系统。2007年，这个想法被正式产品化，起初是通过为艺术家建立官方网站，以博客的形式展现艺术家的作品，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数字资产管理”，为艺术家的作品建立档案系统，每进一张作品需要艺术家签字，有完整的体系，整理一批作品，名称、时间、创作的主题、材质等具体细节经过确认，请艺术家签字认可。同时对这位艺术家的出版物、展览也做一个系统的整理。在这样一个大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中，拍卖作品认证就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汤启鹏说，“在进入市场前建立一套数据库，对艺术家分辨真假有更大的帮助。通过先进的IT技术帮助艺术家提升资产管理。”与汤启鹏的交谈也让杨红更有信心，“对于这些老艺术家来说，真的东西不会越来越多。从即将发生的开始，不完整没有关系，积少成多，一定要开始走第一步。”(陈奕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