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怀宇
时代周报(微博)：你怎么看杨之光父女微博打假的新闻？
杜南发：画家亲自“打假”当然有正面意义，但其所起的作用其实只能是警示。因为书画作假，古已有之，中外皆然，如同社会犯罪，只能防治，无法根绝。所以这并不是中国画坛第一次出现画家亲自“打假”的新闻，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时代周报：中国画坛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造假的现象？
杜南发：造假现象，并非只在中国画坛发生，西方画坛也长期存在，许多美术馆、学者、收藏家都受害。但论数量规模，中国书画造假现象确实远超西方。书画作假的“兴盛”，主要和社会经济状态有关，如明朝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民间商品经济发达，就出现了中国书画史上假画的大高潮；今天中国经济腾飞，又出现明朝以来中国假画的另一大高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供需关系，书画成为商品后，自然也卷入其中。就中国书画本身，因多数名家书画一向没有清楚可靠的记录可循，虽然“流传有序”是鉴赏重点之一，但这些记录往往也不完整或不可靠，造成恶性循环。
此外，还有一些名家书画的艺术难度不高，或社会审美水平有限，藏家缺乏修养，市场恶性炒作，社会缺乏有效的管治机制，作伪者需付出的“成本”代价与收益不成比例等多元因素，都是造成中国画坛造假现象特别多的原因。
时代周报：画家打假在艺术界还有什么著名的例子？
杜南发：近代而言，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因为伪造其画者很多，曾特别刻“吾画遍行天下伪造居多”和“吾画遍行天下蒙人伪造尤多”二印钤于画上，以警世人；又定制“齐白石”钢印，甚至直接在画上押署指纹，但这些“防伪”手段并不能起阻吓作用。
当代吴冠中亲自打假画官司，又公开指明其拍卖画作为赝品，结果亦不了了之，无法取得应有的惩治效果及彰显社会正义。此外还有史国良、韩美林(微博)也亲自打假画官司，这些都是基于维护自己及艺术权益挺身而出的积极例子。但也有某些著名画家为了自己利益而不顾道义“乱打假”的恶劣例子。这些显示，这是一个社会道德水平和法治效率的双重问题，必须在更高的社会层面处理。
时代周报：国际拍卖行、画廊在处理这类情况方面有什么先进的经验？
杜南发：世界上并无绝对安全的体制，只有相对的规范和经验，包括非营利的博物馆或美术馆均如此。就如法律，也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还得不时修正。目前所见，国际主要拍卖行在香港拍卖的中国书画，数量并不多，这情形应该对认真的把关者比较有利，但也得取决于拍卖行本身对信誉和盈利之间所持的态度。即使如此，也没办法做到全部真迹，每场拍卖都可见到一些有模糊度的作品。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完全在“供应”方，而更多应该在“需求”方，真正的收藏者要有正确的收藏观念和态度，炒作者则另当别论。
时代周报：你认为此事对业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杜南发：此事应该不会有重大影响，也不会造成根本性的改变。但也有其积极意义，首先是有拍卖行如嘉德立即作出回应并撤拍，这至少可以让市场了解哪些是负责任的拍卖行；其次是这次打假使用微博手段，社会警示效果会比较大。并且在拍卖前揭发，可提早发生警示作用，对作伪者打击较直接有效。作假的基础之一是牟利，画家在拍卖前亲自揭发，多少能打击作伪者和某些业界的利益，这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作假的基础之二，是资讯的不平等，利用资讯时代的新手段打假，是一个因应时代的新发展。
其实中国优秀艺术品本就应该是国际艺术市场上的一颗明珠，可惜因为作假而致黯淡无光，劣币驱逐良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文化代价，面对这问题的无力感，确实令人感叹。
时代周报：你有什么建议可以改善这种现象？
杜南发：这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但至少有些事还是可以做的。最重要的是法治的有效执行，要能够让被揭发的作伪者付出重大代价。行业方面，虽然行业规范不易有效执行，但至少应建立几家具有国际信誉的一级拍卖行，作为市场标准。当代画家则应利用现代条件，对自己的作品作年度编目图录，作为未来的记录依据，此举并非难事。去世名家较不容易，但也可以由专业机构开始作编年整理。这样至少可以先建立一些真迹的档案，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做得到的事。这三个层面的重要性和落实难度基本相等，画家专业建档是一个较易落实的起步，或许杨之光父女可以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画史上首位自己有明确年度作品编号记录的画家。
杜南发 系新加坡资深报人，书画鉴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