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北京匡时将举行“日本私人美术馆藏中国古代书画” 夏季艺术品拍卖专场，近500件作品会以无底价的形式进行拍卖。虽然海外文物、艺术品回流自上世纪80年代已开始，但单次回流数量之大且首次将“私人美术馆”的概念引入内地拍卖市场，匡时正试吃第一口蟹肉。
“私人美术馆”专拍或开新风
提起古代文物回流，普通人最先想到的是轰动一时的圆明园兽首回归。2000年，中国保利集团以总价3137.475万港元从佳士得、苏富比购回牛首、猴首、虎首。截至今年6月，猪首、马首也已回流。
但根据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彭卿云的说法，“新时期以来的海外流失文物回流应该是从1989年开始的。”另有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文物流失严重，某些回归的文物甚至出现再流到海外的怪象。
2002年是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一个重要节点，额度达5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正式启动，当年以2999万元从中贸圣佳拍卖会上定向拍得日本有邻博物馆藏米芾的《研山铭》。
近年来，通过拍卖会回流的海外文物艺术品时有可见。2008年5月香港佳士得拍卖18件日本根津美术馆藏清朝宫廷时钟。2011年4月香港苏富比“玫茵堂”专场拍卖了77件中国古代瓷器。据统计，2010年海外回流文物艺术品上拍量达到了3万余件，占全年总上拍量的10%。
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代书画部主管左昕阳向理财一周报记者表示，近500件海外私人美术馆古代绘画回流中国拍卖的情况此前没有发生过。保利与海外私人美术馆有接触，目前还没有形成专拍，但这个主题在将来会形成拍卖的新风气。
所有作品无底价起拍
此次从日本回流的专拍作品几乎囊括明清两代所有名家巨匠之作，如明末八大山人朱耷的《疏林远岫》、明代沈周的《书画合璧卷》、明末清初陈洪绶的《花卉卷》、清代李?(编注：音同扇)的墨笔《五松图》等，另有少数宋元作品。
其中，朱耷的《溪山远岫》系画家创作生涯早期技法尚未完备时期的作品，但已显示其淡雅劲峭的典型风格并融入各家风骨。2009年春拍，朱耷的《仿倪山水》以8400万元成交，刷新画家拍卖最高价，折合每平方尺560万元。业内人士称，目前朱耷真迹的市场均价约为每平方尺200万元。
此次匡时对所有作品采用无底价拍卖。几年前，国内某些拍卖行在尝试新品类专场时曾用无底价的方法测试市场信心和价格，但对于有市有价的古代名家之作，为何用上这招？匡时书画部工作人员表示，无底价策略是委托方与拍卖方共同商议决定的，同时拍卖方对这批作品颇有信心，不设保留价(即底价)，完全凭市场来验证作品的价值。
业内专家表示，早期流入日本的作品大多未经详尽鉴定，没有著录和流传证明，拍卖公司在选件时主要凭借内部专家的鉴定。投资者需要仔细观看原作和图录信息，结合自己对艺术家创作风格的认识加以选择拍品。
一人经手十几万件文物
2009年，匡时(香港)曾与日本亲和拍卖株式会社在香港合作过一场拍卖会。此次近500件日本私人美术馆藏品的回流，一方面由于匡时与亲和的合作关系，较内地其他拍卖行更容易取得日本业者信任，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曾海量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和其他文物。
旅居日本20年的中国书画家邹涛向记者表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部分，日本文化是在改良中国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次文化，可视为大中华文化圈的一脉。
中国文物流向日本始自汉代，第一次重要流传，是隋唐时期，由1400多年前的遣隋使、遣唐使、六渡东洋的鉴真和尚带到日本；宋元明清也有大量外流，很多与佛教东传有关。另一拨艺术品流出在近150年，既有战争时期的掠夺，也有新中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通过贸易渠道的流出。
按上世纪70年代的有关文物规定，凡“乾隆六十年后”的作品可以交易。为了换汇，文物大量外流。据前述原副局长彭卿云回忆，“上世纪90年代文物流失特别严重。”广交会上，小件文物和水果一起堆在展台上任人挑选，卖家遇见外国人尤其热情。邹涛曾听说过，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从事文物买卖的一位日本商人，经他手的文物就有十几万件。
2元田黄35年变百万元
邹涛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赴中国旅游的境外人士以日本人为主，当时文物商店的主要客户就是这些日本游客，“乾隆六十年”后的作品被大批销售给日本游客。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一位中国大学毕业生月工资只有56元时，日本人的月收入已达20余万日元，约合2000-3000元人民币。据邹涛估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往日本的文物，可能是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但目前无法统计具体数量。
日本著名书法家宇野雪村在书中曾提到这样一段往事：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带团到中国旅行，在北京琉璃厂，他和团员把所带的现金买尽后，店长拿出一方价格2元的田黄。身无分文的宇野跑回北京饭店取钱后打车到琉璃厂支付了那2元钱。此事距今不足40年，但这方2元的田黄在专家看来，目前的价格至少为百万元。
日本文化转型，促中国文物快速回流
匡时的两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批近500件作品均为“原装旧裱”，每件作品都用盒子仔细收纳。由此不难看出早期日本藏家对中国文化的敬意和良好的收藏素养。在日本，字画的藏家主要为书法家和篆刻家，以及喜爱中国文化的商人，2000年前基本处于不断购入的过程，并以学习为主要目的。
“2000年前后是中国文物从日本回流的一个拐点。”邹涛说，“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艺术品在中国国内的价格超出日本时，我观察到字画、文物、瓷器、杂项开始整体回流了。”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都向记者表示，促成中国文物快速自日本回流的另一个因素是日本的文化转型。邹涛告诉记者，二战以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日趋西化，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下降，更遑论如前辈那样珍惜中国古代文物。遭遇上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后，过去大量藏有中国古代作品的私人、机构，愿意将作品回卖中国。
邹涛认为，文物回流具有两重意义。对丰富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鉴赏、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为收藏者输送了新鲜的藏品，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有限的作品被反复易手。但在另一个层面上看，文物的快速回流对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会造成一定损失。中国文化在日本近年来逐步稀释，文物回流可能加速稀释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