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振宽
五千多年前的彩陶纹饰，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焦墨画，后来的汉唐壁画，也是以焦墨勾勒物形。宋元以后，水墨画兴起，很少有人以焦墨作画了，明清文人画盛行，画家更都在用水上下工夫。清初的程邃和晚年黄宾虹，有时喜用焦墨作画，但大抵是以枯笔渴墨为主，水墨辅之，是作为他们作画的不同手法之一，并非纯用焦墨，更非非焦墨不画。从整个中国画的历史来看，是从原始彩陶的焦墨到文人水墨画的发展过程。所以现在中国画家大都在用水上下功夫，所谓“用墨之法全在用水”。
张仃先生的焦墨山水，毫不用水，既不在画笔上用水稀释墨汁，也不用淡墨在画面上调节虚实层次，是纯粹的焦墨画。仃老钟爱焦墨，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他说：焦墨更能发挥“用笔”，见解独到，体会深刻。我想，水墨作画是利用水在生宣纸上的自然浸润和渗化所形成并带有几分偶然性的视觉效果，画得好则变化丰富，韵味无穷。但用水的效果又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用笔的效果，消弱了用笔铿铿锵锵的刚劲力度。焦墨作画则可以不必考虑用水多少的干扰，不受水在宣纸上自然洇化和偶然性效果的限制，也不必在画的过程中要不时地等着画面由湿渐干给人带来情绪上的不畅，而可以放笔直干，一心一意在虚实刚柔的尽情表现中发挥“用笔”，既可痛快恣肆地直抒胸臆，又可使笔型笔意得以充分张扬，把用笔的快感直接纳入主观性更强的自我表现之中。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张仃先生的焦墨山水既出，强烈的个性崭新的面貌立即震惊中国画坛，使当时竞相“创新”的画家看到，“旧”的可以变为“新”的，“古老的”可以变为“现代的”。
“焦墨山水”是和“水墨山水”、“青绿山水”等并行不悖的独立画种，而“焦墨山水”的确立，是张仃先生对中国画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准备出一本名为《山水画稿》的小册子，给我约稿，要求是要用勾线，不用点染，实则是焦墨画，我想可能是为了便于用锌片制版以节省成本。出版后发现有张仃、何海霞先生的大作也同收于一册，作为晚辈，惊喜于望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仃先生应邀到新成立不久的陕西国画院讲学，我们陪同先生到终南山、辋川、水陆庵、兴教寺等地写生，同在农民家吃“锅盔”喝“包谷糁”至今记忆犹新。我近年来也画了一些焦墨山水，虽不敢说是追随先生，但先生给我了画焦墨的信心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戊子之秋，天高气爽，京城的气候已颇有寒意。在中国美术馆一个画展开幕前，张仃先生在拥簇的人群中出现，先生坐在轮椅上，我猛然想到先生已经九三高龄了，但先生鹤发童颜，神采依旧，思维敏慧，慈容可掬，顿觉一股“气场”弥漫四周，我对夫人和孩子脱口而出：“张仃老已超过黄宾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