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代水墨在艺术品市场风生水起。在刚结束不久的香港秋季拍卖会中,香港佳士得中国当代水墨专场总成交额达6067万港元,成交率达98%;香港苏富比当代水墨专场总成交额达2480万港元,超出拍前最高估价近一倍,成交率高达95%,其中八成半拍品均以超越高估价成交;保利香港设置的“中国当代水墨之中国当代新水墨”专场中,总成交额为1186万港元,总成交率达81.25%,是此次保利(香港)所有专场中成交率最高的一场。
而当代水墨市场一边被看好的同时,一边也引起学术界纷纷的争议。当代水墨究竟该如何定义?其市场行情是“真火”还是“虚火”?又该如何看待当代水墨未来的发展趋势?针对上述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业界相关专家学者。
概念混杂的当代水墨
对于很多人来说,当代水墨也许还是个新颖的艺术品名词。当代水墨究竟是什么?策展人、艺术评论家夏可君告诉记者,一般而言,并没有当代水墨的明确概念。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真正新的水墨。“水墨经过了几个阶段,主要从八五新潮以来来看,江苏新文人画接续传统的笔墨线条,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实验水墨主要以西方的观念制作水墨,水墨成为材质独特表现力的负载,直到最近几年兴盛的新水墨,严格说并没有当代水墨这个概念。而当代的新水墨乃是一个混杂的概念。”
夏可君表示,当代的新水墨并不清晰。有着抽象水墨,有着新文人画的继续,有着当下70后的那种视觉化的水墨,有着小清新的水墨,还有所谓新工笔,还有观念水墨以及影像水墨,现在我们只能描述这些状态,还无法断定水墨的当代性如何。“但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有着未来的水墨,有着国际化的水墨,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过滤。未来的国际化的水墨肯定不是传统已有的样式与技术,不是当下已经出现的这些样式,但另一方面,一定与水墨性有着关系,这是要去思考水墨性后面的精神意涵。”
随着当代水墨的不断传播,学术界向来也多次展开讨论,各有不尽相同的解释。比如画家吴冠中曾提出“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当时引起颇大影响。在夏可君看来,关于当代水墨的讨论,自然带来了一些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吴冠中先生的观点对于当时保守的水墨状态是有着冲击力的,但是放弃笔墨是否还是水墨,这是一个问题。”夏可君认为,不可能放弃水墨性。“水墨性不是水墨,而是水墨隐含的一些可能的潜能,水墨可以再次发生的新机制,水墨与自然的关系,这些要素还有待于重新思考。”
透过表象看“水墨”
尤要一提的是,当代水墨在当下的艺术生态中,其实仍处于略显尴尬的位置,也受到了不少批评,有人觉得它扭曲了“水墨”的传统精神,又有人觉得它其实就是国外那套叛逆的、实验性的艺术范式。对此,夏可君强调,水墨在当下,仅仅只有当下化的水墨,并无当代水墨。“水墨精神有待于在未来重新生成出来。传统的精神也必须更新,这是面对现代性的危机而发生的,不是凭空想象的,也非商业操作的,还不是意识形态推崇的,而是个体面对时代危机,面对材质的可能性,面对技术的新发现,重新让水墨发生。”
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则认为,因为是新的探索,那就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和摸索过程,所以如果当代水墨有一定的“尴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批评的声音在所难免。“不能否认当代水墨有很大比例是走了国外叛逆的,实验主义的道路。这类更多是模仿而非探索,不值得过度提倡和贬低,我个人以为,它就如天边的云,总会飘然。历史是最好的审判者。”阎焰说,“当代水墨现今被业内和社会的接受度相对比较低,估计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宛若河谷淘金,要无尽的淘洗和时间,才能看到金砂。”
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副总经理谢晓冬看来,无论说当代水墨扭曲了“水墨”的传统精神,还是称其为国外叛逆的、实验性的艺术范式,都是对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创作的一种漠视。“就我的理解来说,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当代水墨确实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了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特色,这样的品种将来是有生命力的。同时我注意到,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现在处在历史前所未有的跟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当代水墨有着西方的一些观念和图式,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这也不能简单认为它是一种纯粹属于西方的。实际上它是属于现代社会体系,当代水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做出一种艺术的创新,符合历史发展的需求,也是将来能够在艺术史上站住脚的。”
谢晓冬强调,“社会上出现的关于当代水墨简单的‘模仿说’,是没有看到我们处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当中、变化了的语境当中。传统艺术不可能没有一些现代的观念,或者图式的影响。”谢晓冬认为,笔墨也不是中国画的唯一传统。“中国画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多元化的传统,它既包含了笔墨的传统,又包含了颜色的传统,包含了构图范式的传统,也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审美范畴、类型和理念。我认为那些对当代水墨的实践方向,持有较多否定的人,一是没有看到传统的博大精深,二是没有看到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当把这两个语境抽离掉之后,只看到模仿,只看到跟风,都是非常表面的现象。实际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努力。而且最近这些年,中国当代艺术家创作成果,实际上都是令人瞩目的,国际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艺术家有信心。”
现代书法发展成当代水墨
那么,如果当代水墨未来要发展得更好,有所突破,又该如何处理好“传统性”、“时代性”、“创造性”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夏可君表示,水墨必须解决三个时态:一个是传统的关系,不是回到传统,而是重新挖掘传统的潜能,面对现代性危机还有那些潜能有待于挖掘;一个是时代性,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到底是什么?艺术如何超越时代而提取出一个精神形态出来?一个是未来性,这是与创造性的关系了,需要自由与想象力的经验,否则不可能,当然还需要学习新的视觉感知技术。
此外,夏可君认为,当代水墨过于混杂,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新的实质精神。“除非在视觉形式语言上,在材质感知的新发现上,即对笔性与纸性,墨性与水性,观看方式与修身模式上,以及对自然化的态度重新深化上,有着新的发现,才可能出现新的实质精神。”
阎焰告诉记者,就他了解,现今大家所讲的“当代水墨”并非凭空而出。“在30年前就已经有一批艺术家们开始了探索,主要集中在书法界,那时叫做‘现代书法’,这批早萌的艺术家,多具娴纯的传统书法功底,精于临池,所以当时的探索今天看来非常有意义和价值,但毕竟太超前,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今天算来当时的那批探索者多已古稀了,他们已经成为历史。”
阎焰认为,今天的条件和艺术商业环境远好于30年前。当年的“现代书法”探索,已经被今天的书法家、画家广泛使用,发展成为“当代水墨”。“但我认为,任何探索都要有根有源,如果今天的艺术家能更好地植根传统,再进行有意的探索,‘当代水墨’应该可以成为艺术花园里的一朵艳丽之花。而所谓的‘植根于传统’,就是笔墨一定要有出处,完全凭空而为之涂墨泼水是没有出路的,‘文心载道’,‘文’是核心,可以理解为‘文化’也可以理解为‘文雅之气’。如此者,水墨方会具有神采。”阎焰还强调,当代水墨客观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形态,也是一种艺术探索,可以讲,是当代美术中的一个新事物,新事物就会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当代水墨的实质就是新,就是探索。”
商业不应该盲目操作水墨
值得关注的是,从2012年至今,国内艺术机构频繁举办当代水墨的艺术活动。从香港苏富比、佳士得到内地的保利、嘉德,各大拍卖行都开设当代水墨的专场拍卖,很多拍卖行为当代水墨艺术单独成立部门,使得当代水墨在当代艺术板块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对此,谢晓冬认为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书画的资源在不断匮乏,一些作品经过拍卖之后,就在藏家手中沉淀下来,短期之内不会留在市场,成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拍卖的进行,可以在市场出现的作品越来越少,为了维持拍卖交易额,那么拍卖公司势必开发一些新的项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书画成为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项目。”
谢晓冬说,随着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书画的价格越来越高,藏家若继续收藏,对财力是更大的挑战,而且有时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收藏到合适的作品。“从这个方面来讲,藏家也想建立自己的体系和影响力,也得寻找新的项目领域。所以从藏家和拍卖公司的视角来说,都存在一种客观的推动力量,进行当代书画的拍卖收藏。再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当代水墨也属于当代艺术的范畴,是对中国传统水墨书画的继承和发展,是跟文化艺术传统紧密联系的。当代水墨随着时代切合新的艺术表现和艺术形式,自有其必然性。我们看到很多重要当代艺术家的创新,应该说,他们非常好地处理了传统和创新、中西文化之间的平衡和融合,从这个视角来说,我认为当代水墨注定会进入历史。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之下,当代水墨被越来越多的藏家认可,创造出很高的价格纪录,都是非常合理的。”
谢晓冬还告诉记者,中国当代水墨专场这两年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跟拍卖公司和画廊系统的互动有关。他说,大家都在分享一套日趋相同的核心的名单系统,这反映了在学术上、在价值认知上,关于当代水墨体系日趋形成一种共识,这跟学术评论界也是紧密结合的。“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书画之所以比较繁荣,有更多的收藏群体,有更多的权威性交易平台,是因为在这两个领域在美术史上基本已经定型,相关人物的价值地位都得到比较公允和客观的评价,但是当代艺术处在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人、很多艺术品能否进入历史,大家并不清楚。但通过观察这两年画廊系统和拍卖公司的进步可以发现,大家都具有比较认可的当代水墨艺术家,这说明关于这个市场成熟的基础已经到来。”
对于当代水墨在艺术品市场的迅速崛起,在夏可君看来并不意外。但他强调,商业从来无法引导当代艺术,越是操作越是损害当代艺术的可能性。如果水墨有着当代性与未来性,商业不应该盲目操作。需要十年的积淀才行。“去年和今年水墨很热,但到了明年下半年会降温,不会持续太久。”
阎焰则认为,拍卖商业市场争相开设专场,“关注”于眼前的“当代水墨”更多的是商业考虑,追求新的商业增长点,而并非单纯看好“当代水墨”。“所以说,一切的社会认知及商业市场的广域接受,都要艺术成果的本身艺术价值做支撑,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任何以为‘当代水墨’的参与者、创作者,归根结底要完成自我的积累,在艺术上站得住脚。”
水墨前史
水墨画,传统指纯用水与墨所作中国画。最早始于唐,晚唐《历代名画记》作者张彦远曾言“运墨而五色具”,指出墨的浓淡变化可概括色彩。
五代水墨山水画初成,代表画家有荆浩、董源、巨然。
宋代,随着“文人画”兴起,水墨山水达到高峰,风格日趋多样,既有郭熙、范宽(北宋)代表的“全景山水”,也有马远、夏圭(南宋)擅长的“边角山水”等。
元代,文人画盛兴,“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发展山水画笔墨技巧与情趣。此外,出现“墨花墨禽”,以墨代五色来表现花鸟植物,代表画家有王渊、王冕、张中。
明清,山水、花鸟、竹石写意水墨画渐成主流,代表画家有徐渭、陈淳、“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僧”、“四王”、“扬州八怪”(金农、黄慎、郑板桥等)。
20世纪,早期社会动荡,水墨画由文人画转向现实主义题材;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改造中国画”成为共同探讨命题。代表画家有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潘天寿等。(网文)
当代水墨在深圳
对水墨艺术的探讨,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其中不得不提到为此作出颇大贡献的“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作为由文化部批准,深圳市政府主办、深圳画院等专业艺术机构承办的常设性、国际性大型水墨活动,“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成功地举办了八届,旨在弘扬水墨画艺术传统,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成为海内外水墨画家切磋艺事,联络感情的一个重要学术场所。
深圳画院院长董小明告诉记者,1988年的北京国际水墨画邀请展,是改革开放后由中国主办的第一个国际性美术展事,改变了当时中国美术国际交流处于被动的局面。选取水墨画种,意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上世纪80年代末期,北京一时缺乏继续举办的良好氛围。“1992年我已来到深圳,与中国画研究院和全国美协共同酝酿在深圳继续举办水墨画邀请展。当时改革开放的南方,为这项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充足的资源。继而我们又打造了‘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和‘深圳水墨论坛’,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画革新和向世界弘扬中国艺术的平台。对传统水墨艺术走进当代,走向世界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董小明认为,近二十年,持续八届的“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把握着中国画当代进程的脉搏,提出一系列学术课题,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位画家学者、数千件作品和论文在这个平台交流,在中国的南方形成了一个水墨艺术的中心,也为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积聚了艺术的资源。“深圳本土的水墨艺术创作也紧贴时代和生活,率先探索和实践。从‘深圳画家画深圳’的活动,到‘城市山水画’的创作研究,再到‘都市水墨’这一当代中国画革新的重要课题的提出和不断进取;同时对传统中国画的表现域和表现力尝试拓展和突破,努力打造传统水墨艺术的当代形态。催生了一批优秀的水墨作品,成长起水墨画家的队伍。”董小明表示,2015年将举办第九届双年展,在水墨艺术蓬勃发展和广受关注的当下,继续中国美术的当代转型和深圳城市的文化创新。
在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看来,“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已经举办了八届,肯定为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推广提供了助力。“但是我个人以为,下来更多的工作是提携新人,助推新人,同时提供更宽广的学术理论支撑是很重要的。这体现在做好学术梳理、学术探讨、学术推广和展览,而不单单是过度考虑市场的商业接受度。”阎焰说。
来源:深圳商报 记者 魏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