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是一个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各级书法组织的建立、各种书法展览频频亮相、各类书法出版物不断翻新、新作不断涌现、书法家一代复一代的成长……形成了持续三十余年而持续升温的“书法热”。这其中，书法自身在悄悄地并且是强烈地发生着新变，当我们对当代书法作宏观梳理和站在书法发展史的立场作鸟瞰式的观察研究之时，会感到传承数千年的古老书法在短短三十年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变化。
在古人的眼中，书法的形式美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文解字》序)的源于自然万有：“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蔡邕《九势》)书法的格调高下源于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雄《法言》)“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艺概》)书法与书写的文字内容是血肉相依而义理同一的：“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见其志，览之即了然。”(张怀?《书议》)书法又与作者的学识修养分不开：“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黄庭坚)由此看来，中国传统书法不仅仅是一种技艺和由技艺而生的形式，而是源于自然大道，承载着作者的学识修养，表现着人的品格高下，翰墨之妙又与文词之美、文义之深共同构成了书法之美。古代书法的社会功用是“功定礼乐，妙拟神仙”(孙过庭《书谱》)两句话，前一句言其教化功能，后一句言其审美功能。古人欣赏书法的方式是“口诵其文、手楷其书，想见其人风采。”即诵读着文词之美，体会着文义之深，玩味着笔势往复间的翰墨风采，由此而体味着作者的修养与人格魅力。古人眼中的书法美是天人合一的、真善美合一的，古代并没有“书法创作”这个词组，而是要在挥运之间通过笔墨形式来表现“人”与“文”。书法是中国人文化生活独特的部分，虽云“翰墨小道”，实则包容大千。国人通过书法的欣赏形式之美，从中感受着深远的文化传承。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修身”虽是一个人的事，但却关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所以修身是做人之本，是成事业的基础，君子务修其本，而书法则是修身的重要课程。
以展览会为重要形式的当代书法创作，由于书法中美与用的分离，由于展览形式的特殊需要，当代书法渐渐剥离了其数千年来所承载的“人”与“文”而向形式美的独立性与纯粹性发展，曰“形式至上”。一切与形式创造关系直接的技法和技术手段，如章法、墨法的变化、结构的夸张变形，书法承载材质的求异求奇与形式的工艺化制作等等，都大大的丰富乃至夸张，而与形式表现间接的技法如笔法、笔势则呈现萎缩及变异。在形式至上创作理念指导下的书法创作中，所书写的文词内容已变得视而不见，文词的优劣、文义的深浅甚至文字的正误在形式至上面前，都变得无关紧要。只要作品在广阔的展厅中，在众多作品的对比之间能突显出来，从而吸引观者的眼球，就是成功，书法由过去用心来“读”变成了展厅中的用眼来“看”，赏心悦目的书法只剩下形式的“悦目”而失去了“赏心”。尽管当代展厅中的书法创作在形式风格上力求个性化的表现，力求与众不同、与古不同的新奇，但整体统览这展厅书法的争奇斗艳，又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趋同感，形式风格的千人千面与文化风格的千人一面是当代书法创作中值得深思的问题。形式至上引发当代书法创作中“人”与“文”的缺席，也使书法的社会功能远离了“文以载道”而走向对纯粹形式美的文化娱乐。
但是，当代书法的巨大变化又是历史的必然，是书法的审美功能与文字的实用功能日渐分离之后的必然走向，从艺术创作发展来看，书法独立性、纯粹性的彰显应该说是进步与发展，但站在文化传统立场来看，又有所缺失，有所偏颇。历史是不能倒退的，不能也不可能使书法退回到汉魏晋唐，我们应在正视与尊重当代书法形式与技法重大突破的前提下，思考其文化上的传承与发展，从而拓展当代书法的社会价值及意义。就如同不能因市场经济带来了种种问题而无视其推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一样，因当代书法的种种弊端而无视其历史性的进步与发展。我们还应相信事物发展的“自律”，当书法发展变化到一个极致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思与新变必然会出现，这个新变已经在当代书法创作中悄悄发生着。无论如何评说，“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根本，从这个立场出发来评价当代书法的得与失，站在这个立场上思考书法的发展与未来。
古代文人对书法持何种态度？古人认为书法与文字分不开，文字是实用工具，书法是实用文字的伴生物。所以书法艺术不是独立的，与书法艺术一样，书法家也不是独立的，而是从属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情操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字以人贵”之说即是。“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孙过庭《书谱》)诗赋尚且为“小道”，书法则是小道的从属，而非经世致用的大道。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义是做人的根本，而艺术是修身怡情的辅助。由此可见，古代书法是文人余事，“游”而已矣。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王铎等等都是做官的，怀素是当和尚的，虽以书法名世传世，后人把这些人物列入书法家的队伍中，但当时都不以书法为职业。而职业的书手如终日抄经卷的经生，虽以书写为职业，今天看来其书法艺术也达到很高水平，但却淹没姓名，不能以书名世。文人对书法的态度以苏东坡所谓的“无意于嘉乃嘉”为概括，书法是顺乎文字自然书写而产生的美，并不刻意于形式，并不以形式美为唯一或核心，而书法要如其人、其学、其志。古代的书法不是纯粹的，要通过执使转用、笔墨点画来表现文与人，正因为古代书法的非独立、非纯粹，也使其更具有包容性与文化性，美与真善融合一体难解难分。
今天的书法家以职业化的立场进行着纯艺术的书法创作。这里不是单指以书法为其社会职业者，而包括以职业化的创作方式与创作理念来从事书法的作者，其具体指以书法展览以创作方式和以视觉艺术为创作特征。在展览会的场景中，在众多作品的对比之间，书法不再是如其人、其学、其志，不再以人为本，而是形式至上，形式至上的具体化就是技术至上，当书法的形式与技术成为核心甚至唯一的时候，当书法艺术变为独立性、纯粹的视觉艺术之后，则远离了文化担当，远离了以人为本。
职业化的书法创作只是在书法人这个小圈子里竞争，而书法人成了井底之蛙，远离了社会，远离了文化，只是在技术层面上的斗法。书法的品评也成了书法圈子里的事，社会公众对展览会中的书法感到茫然，对获奖作品感到莫名其妙。孔子所说的“游于艺”变成了当代书法家的势在必争，书法“修身”的作用变成了形式对视觉冲击的快感。当书法在形式上“纯粹”之后，而当代书法家的创作心态则失去了古人的“纯粹”而变得直面功利，展览会中的书法创作成了职业化的竞争，职业化的书法与作者的名誉、地位乃至经济生活密切相关。书法家不同的“官位”及获得奖项的次数是其市场价值的商标符号，而市场价值与作品艺术价值的脱节与错位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缺失了文化支撑。当代书家创作指向及对作品价值判断的核心是形式之美，而远离了真与善，视真与善也就是传统书法所承载的“道”为形式出新的障碍物。
当下书法作品的形式化与创作的职业化是互为因果、互为支撑的，不但表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学术研究方面。古代书家的第一属性是文化人，书法家同时也是政治家、著作家、学问家。历代传留的书法理论著作也都是出自这些文人书法家之手，并不是出自纯粹的职业书法理论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论著在丰厚的书法创作与审美实践支撑下，虽能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但并不是规范、严谨、纯粹的学术论文，多是散论式的、感悟式的，与华美文采揉合一体的散文随笔。与当下书法创作一样，书学研究也呈现职业化的状态，书学研究以高等院校为中心，按照学科性、规范性的要求作书学研究，其研究成果是需要量化的，与其学位、职位的升迁变化密切相关。学者们埋头文献之中，梳理归纳，写出许多书学专著，硕果累累的个案研究成为当下新的“学术增长点”。学者们的时间、精力、智力全部投入到完成需要量化的研究成果之中，而无暇顾及书法艺术创作。与古人相比，当下新一代书学研究者缺少对书法艺术创作的深层体验和对艺术准确的判断能力，学术研究的规范化、职业化反而使学术本身远离了书法艺术本体，同时也远离了人本身。以高等院校为中心的书学研究群在各种书法创作展览活动中“边缘化”的状况应引起我们的深思。新一代书法艺术创作者与书学研究者知识结构与社会分工的细化，使这两个作者群从社会到专业都缺乏相互的理解与支撑，学者视书家为“没文化”，而书家说学者不懂艺术，而当下的书法创作并不能为书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论据素材，书学研究成果对当下的书法创作也难以产生直接的作用力。
时代在前进，社会分工的细化无疑是进步的。书法篆刻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分工细化可以使创作与研究分别在各自领域中深入，其专业性更为独立与纯粹。但分工细化使二者之间产生了隔膜，缺失了相互支持。当下书法篆刻创作与书学研究以职业化为特点，虽然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前进，但当我们静下心来，从人本立场和文化传承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又会提出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靠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的“自律”，另一方面靠书家与学者的人本意识、文化传承意识的强化，也就是“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