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田
《书法》编辑部：
拜读转来山东周茂玄先生的信。周先生在信中指出了我一幅篆书对联(图1)中的“洗”字为错字，请转致我对周先生的谢意。今天凡一切洗涤意义都可用“洗”，但古文字不同，《说文》中说洗手曰“澡”，洗足曰“洗”，而一般意义的洗涤则曰“洒”。依《说文》，此字当篆作“洒”而不可作“洗”。又细查《说文》，知古人用字区分甚细，特录一纸附上。(图2)
篆书的书法创作，总在寻求古文字学的原则与艺术创作的原则之间的交合处。由于古今字形、字义不同，又由于遗存的古文字数量少，今天在进行以古文字为素材的书法艺术创作中，而面对具体问题时，往往陷入两难的选择中。我所取的原则上是不求文字学意义上的纯粹，而以求艺术形式的美为重要。这当然不是说可以随意用错字甚至造字，不是为我的这幅作品中错用“洗”字而辩解，而是说在书法艺术创作中，只要在形式上和谐一致，用字不妨杂取。我的那幅对联用字就很杂，结构有取自金文的，有取自小篆的，也揉入了楚简帛书的意味，而我用一种统一的小篆体势，统一的点画质感来统一这驳杂的古文字，从而完成一种具有自家表现语言的创作。这种创作理念，我深知未必会被各方面的有识之士、饱学之士所都能接受，但我坚持认为是当代的篆书创作应持的一种理念，唯如此，才能拓展篆书创作的空间。
多年前，有朋友告诉我在全国六届书展的评审中，我的篆刻作品本来进入了获奖圈子，后来评委提出我有错字而改判为入选。有错字的这方印是“花气薰人”，(图3)其中的“气”依《说文》当篆作“气”，而我却篆作“?”。“?”在《说文》中是“?”的篆法，二者本不是一字，“花气”之“气”篆作“?”，依《说文》当为错字。但当时用篆并非不知道此字依《说文》当篆作“气”，而出于印面布白及斜线呼应的需要而取用了“?”的篆法。“气”、“?”二字在汉代刻石中已有通用的先例，这种通用一直延续到今天，出于艺术形式的需要，我没有严格依《说文》而取了后人的通用，我至今自信这种权变从艺术创作的立场看是可行的。当然评委也没错，只是二者各用一把尺子来度量这个问题，评委站在纯粹的古文字学立场，我则是站在艺术创作的立场上。
多年前亲见沙曼翁先生为河南书家李悦民刻名章，沙先生对文字要求很严格，“悦”字本当篆作“说”，但权衡再三，为了时人不把姓名误读，还是从俗刻成了“悦”，并在边款中说明“悦”的篆法汉已有之，这也是无奈的选择。我在为人刻姓名、斋号印时，也不时令碰上古文字与印章实用之间的矛盾，也多不拘泥于古文字而权变从俗。例如我为朋友刻姓名印“蔡曜泽”，(图4)其中“曜”在《说文》中篆作“熠”，但如依《说文》篆法，今人释读会生歧义，恐印主人难以接受，故依今楷造篆刻成此印，在边款中刻道：“癸巳三月为蔡曜泽先生制印，‘曜’篆作‘熠’，恐人不识，今从俗依楷造篆，或为行家所笑……”
我曾奉命刻“我为祖国添光彩”一印在社会性报纸上发表，依《说文》其中的“添”字当篆作“沾”，但发表在报纸上，一般人眼中为祖国添光彩与沾祖国的光是意思大不相同的，为了避免误读，我只好将此印刻成了楷书印。近时写杜甫诗篆书条幅，其中“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一身遥”中的“涕?”二字使我犯了难，“?”字依《说文》当篆作“涕”，如“涕?”二字篆法完全同一，会对杜诗引起误读，如将“?”字用“戾”字假借，又觉字义相去较远，于是斗胆依楷书“?”字之形造了一个篆书，自知欠妥，但也无更好的办法。后又看到清人吴大?对“?”字也如此造篆，心中又生些许平衡。
我从事书法篆刻艺术创作，对于古文字学专家抱有非常的敬意。学无止境，有生之年还要不断学习，不断积累，争取少犯文字上的错误。在书法篆刻创作中使用古文字，心中有数而主动去作艺术创作需要的权变是一回事，因无知而无畏所生出的错误又是另一回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写隶书教材时，就因无知而犯过一个文字上的错误，将《乙瑛碑》中的“七”释为“十”，(图5)碑中“七”的字形与“十”相同而竖画稍短了一些，我当时浑然不知而释作“十”。后来读到甲骨文、金文中的“七”，全都是“十”之形，此是《乙瑛碑》中“七”字之形的源头，方知错误。而知错是好事，如“七”，如“洗”之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不会再重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