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照堂(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
读书，要读懂“老子”、“电子”和“‘老子’”。第一个是所说的古先哲老子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电子”指当下的电子时代，“‘老子’”则是“我”，是自己。他们与民族性、现当代性、艺术个性有何关联？“老子”引申为民族性，“电子”代表现当代性，而“‘老子’”则指艺术个性。画家必然具备民族性、现当代性、艺术个性，但水平却因人而异，若解决了民族性、现当代性、艺术个性，许多艺术问题便迎刃而解。
很多人将民族性理解为用中国笔和墨画中国画，而我认为民族性要讲高度、深度与厚度。体现在画中，国画家要追求深刻的民族性与传统性的深度，而油画家则表现出中国的民族气派、民族特点，如油画《开国大典》等经典优秀作品。而不只是将民族的形式、手法直接套在油画中。
一直以来，我们在油画中国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我们也要清楚，油画并非发端于中华民族，要在油画中和谐地、深刻地、高度地表现出中国的民族气派、民族特点，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淌过一段艰苦历程。对于中国画而言，虽然有着深厚的传统，但当今的画家不一定具有较深的民族性。许多国画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吃不透，将国画画成西画或“多西少中”的画，只剩下宣纸与墨，变成了只是中国人画的画，而不是传统中国文化价值意义上的国画，缺乏了中国文化精神内魂，民族性则越来越少。试看齐白石与黄宾虹，以民族精神的精华入画，100多年过去了，其作品仍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且随岁月越来越显现，为美术界及历史与未来所公认。黄宾虹与齐白石画中表现出的民族性却有所不同。黄宾虹格调高雅，齐白石则更贴近民间，但不妨碍两位国画巨匠表达民族精神，在画中展现较高的民族性。
说到国画的“现当代性”，很多人认为是把西方的绘画形式、观念搬到国画中，但我觉得现当代性应该隐藏在传统国画中，虽是传统的画种、笔法，但却表现出现当代的生机与勃勃。黄宾虹的国画，虽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洗礼，但同样表现出深沉的现当代性，放在世界当代艺术上毫不逊色。林风眠的画虽表现出较强烈的现当代性，但我觉得黄宾虹画中的现当代性更高明。为何？因为林风眠的现当代性浮之于画面，而黄宾虹的现当代性隐藏得很深，体现在精神上的“内美”而不是形式上。
传统国画要经过历史与时代的洗礼、考验，抛弃传统其中腐朽没落的糟粕，表现出生机。即使画的题材是古人，也有现当代的深刻审美，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一般而言，“当代性”没有经过考验，需要自己判断和选择。画家可以借鉴现当代西方的绘画形式、观念，融入国画之中，但不能因此代替国画的现当代性。
“艺术个性”并不等同于人们平时所说的个性。“艺术个性”是经过生活历练、学习、修养而形成的，进而反映在艺术中的个性。这与“画如其人”如出一辙。“画如其人”的“人”并非我们看到的生出来的人，而是经过一定的生活历练与文化修养，并将其体现在画中的人。
民族性、现当代性反映在画家的艺术个性。艺术个性亦有其高度、深度与厚度，体现在画中便是其艺术价值。绘画需要“艺术个性”，但许多画家整天挂在嘴边的“艺术个性”与所谓“创新”，便泛滥成了最没有个性的观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曾提出过“中国画毋须创新。”的论点，恰恰这句话本身就是创新，为什么？因为中国画要挖掘其高度、深度、厚度，开掘传统，而不太看重表面的、浅薄的“创新”。
说到创新，中西方文化区别很大。西方特别是现当代文化，一切以“新”为主。一些画家学习西方现代派，虽说是自己的“创新”，但作品带有明显的梵高、塞尚、达利等西方大师影子，细看便能看出模仿的痕迹。这种文化理念传入中国美术界，导致许多作品的思想内涵比较浅薄。
然而，中国文化以深刻为主，古传统国画家在创作时，会在落款处附上“拟某某画家”、“仿某某笔法”，强调是学习传统大家之作，而不去强调是自己的创造。为何会这样？因为传统的国画，以学习传统的博大精深为荣，其作品才更上一层次。如今许多国画家接受西方观念，这种中国传统逐渐消失。有评论认为这是一味模仿，不思进取，但其实准确来说不是模仿，而是从中发掘出更深刻的东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一如既往追求中国画的高度、深度与厚度，反映在作品中，便是笔笔有来历。如今中国逐渐强大，体现在艺术上，我们有条件反思，站在巨人肩膀上提高，比起只是自己关起门来思考，会更有深度高度。
判断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水平，很重要就是看艺术家对于民族性、现当代性、艺术个性的思考与实践。民族性、现当代性反映出画家的艺术个性，最终反映在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