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二十七岁的潘天寿在沪任教于上海 美专，经老友诸闻韵的介绍，与年近八旬的吴昌硕相识。谈诗论画间，缶老对这位才华横溢的晚辈阿寿激赏不已，向来很少评价他人诗文书画的吴昌硕对于潘天寿画 作以“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的篆书集联相评。一次，潘天寿画成了一幅自己较为满意的山水画，拿去给吴昌硕看，吴看后“仍旧只是说好”，但当晚 写就一首长古“读阿寿山水障子”，次日早晨托诸闻韵交予潘天寿。诗中既有“久久气与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颀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的夸赞，更 有末段“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的担忧与指点。
在距吴、潘那段伟大的忘年之交和师生之谊整整 九十年后的今天，那个两代画坛宗师的“交接”时刻，连同那段诗意的诫语已成近代画史上的公案。潘天寿在回忆中这样评述缶翁的点拨，“诗里的内容，可说与平 时不同，诫勉重于褒奖。在此也知道昌硕先生对于研究学术的态度，极重循序渐进，不主张冒险速成。”接着他提到了吴昌硕对他的劝诫：“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很 喜欢国画；但每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凭着不拘束的性情，和由个人的兴趣出发，横涂直抹，如野马奔驰，不受缰勒。对于古人的‘重功夫、严法则’的主张，特别 加以轻视。这自然是一大缺点。昌硕先生知道我的缺点……深深地为我的绘画‘行不由径’而发愁。”由此，潘天寿也切身体会到人格修养与绘画创作的关系，以及 文人画在收与放、自由与自觉之间的关系，进而明确了自身的艺术方向，由青年时代信马由缰的肆意挥洒，逐渐收敛而向严谨与深邃发展。在那次会面四年之后，吴 昌硕因中风去世，而其后潘天寿每次面对诗书画之承传与拓进的问题，便会想到吴昌硕对他说过的话：“化我者生，破我者进，似我者死。”他在创作和思考中逐渐 解决了“行不由径”的问题，又延续了一直以来的雄浑霸悍之气，遵循“有常必有变”的思想，取诸家之长，遂成自家之体。
当潘天寿回忆吴昌硕和自己的关系时，认为那是 “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真有不可语言形容之概”。而吴对潘的劝诫，既超越了老师对于弟子的威严训教，亦远不止于经验主义的劝告，而是建立在 相投、相知、相护的师友情谊之上的参透与提携，同时更预示着文人画承传方式在近、现代交接之际的一股变革潜流。继吴昌硕之后，潘天寿延续了缶翁对于晚辈的 爱护和劝诫之心，同时于传统文人画的传授，将师傅带徒弟的传统私塾式传袭方式，进一步转变为系统化、规范化、立体化的现代中国画教学体系。在这一层面，他 细致总结文人画在笔墨、章法和教学中临摹、写生与创作的规律，还自编《中国绘画史》，将理论研究和文人思想的养成引入教学，有力推动了现代中国画学体系的 形成。
潘天寿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兴起 期，从任教国立杭州艺专、兼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教授，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赴重庆就任国立艺专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美院院长，潘天寿的艺术创 作一直与其教育思想紧密相连。在一九六一年四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的发言中，他提出：“学习中国画，自古以来都是师徒传授加自学；中国画的学校教 育是近四五十年的事情，历史不长，其间又因战乱等社会原因，常受到干扰，以致中断。”在次年的全国美术教学会议上他进一步说：“过去的师徒传授，老先生讲 得少，学生靠眼看心记，自己领会。悟性好的就进步快，悟性差的就出不了山。”他的老师经亨颐、李叔同当年就是通过这样言传身教的方式深深影响了一代艺术学 子的思想与人格，而在具体的教学中，潘天寿也是以同样的态度和为师之道，濡染塑造了一大批画坛后学。
在潘天寿的学生中，当代写意花鸟画名家张立辰 曾谈起受到潘先生教诲的一段经历。六十年代初，执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潘天寿路过教室，看到班里的学生张立辰效仿自己的风格尝试画的指画后，指出这 位当时二十几岁、在班上年纪最小的弟子“火候未到”，并明确提出不鼓励班里同学在初学中国画的阶段创作指画，要先把基础夯实打牢。显然，青年时代的张立辰 画指画正是受到潘先生的影响，年轻时当笔墨功夫还未到一定水平时，常会急于挑战有更大难度的指画；而潘先生对张立辰给出的劝诫，又与潘在同样年纪时受到吴 昌硕“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坠深谷”的忠告何其相似！“师心而不蹈迹”，潘天寿所提出的“学高不学低”“从规律入手，不要从技术入手”“士先识器而后 文艺”等画学观念和教育理念，都使张立辰受益匪浅。当时的张立辰也正是得到了潘先生及时劝告，苦习笔墨悟得精髓，在锤炼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又从后来的指画 创作中体会到指画和笔画之间深层的关系，而指画与笔画的互参、互补也丰富了他的笔墨内涵与表现力，终成为文人写意花鸟艺术体系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并在中央 美术学院及各高研班的教学中，延续着对学生在画道中严格相守、在生活中温和相待的为师之道。
师道诤言，良药虽苦口却犹如棒喝，逆耳忠言更 令人顿悟进阶，受益终身。恰到好处、直指迷津的一句点拨，总能起到积极而巨大的效力。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特点，与传统画论一样，是寓兴点评式 的、暗示性的、含蓄诗意的，但却包含着深刻、精准的指导意见，充满着老师对于学生的了解、爱护与关切之情。从某种角度上，这种教育理念是精英性的，敏锐聪 慧的学生，会在老师的点拨提示中很快确定自身前行的方向；而从另一种角度上，这种教育又是具有针对性的、点对点式的、因人而异的，建立在相互深入了解的基 础上，带着师生间的默契，更暗含着人格上的垂范。
回头反思我们今天的学院教育与艺术创作的传授 方式，在很多时候缺少的正是那一句似轻实重的诤言。集体主义的、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那种相对冰冷的、整齐划一的教学规条和要求，可能会在很大 程度上抹杀那些具有天赋的学生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在师生人数比相较二三十年前严重下降、教师必须面对粗放式地“带”学生的境况下，又很难逐一指出每个学生 的问题，帮助他们顺利扫清进步之路上的障碍。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即便是老师出于爱护与责任的耳提面命，如果逢遇有些学生对于学习抱以短视的功利主义诉 求而无法理解、接受，这种劝诫也无法获得有效的回应。毕竟，好的教育也是需要默契的，师生情谊确是缘分，因此好的教育与时代有关，又常常超越了时代，成为 这一“传统”的新内容。
师传的诤言，至今日已濒“失传”。无疑，传统 教育理念与样式的深化不能止于形式的因袭，更重要的是扬其风骨、得其神髓，真正在创作、教学与生活中言传身教、因材施教。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兼得传统师 徒传授和现代学院教育的优长，既符合当下的社会节奏与文化语境，又有春风化雨的心灵映照，仍是今天的中国美术教育在每个具体环节中亟待深入的课题。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