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自画像
石涛《山水清音图》 上海博物馆藏
《设色云山图》 石涛晚年精品。
黄宾虹认为其因用笔太快，轻率浮躁之气未能涤尽
站在正统派角度来看，石涛不拘于“法”的病根：习气重，快疾、狂肆，虽随意却难成上乘画格。
石涛，本姓朱，初名若极，广西全州清湘人，明宗室靖江朱守谦的后裔。身世传奇，个性恣意，好工诗文，善书画，却“独成一家”，著有《画语录》。一生别号诸多，尤以苦瓜和尚、清湘道人和大涤子出名。吴冠中曾言：“石涛是中国现代美术的起点。”因此，研究20世纪的中国绘画，石涛则是反思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最佳切入点。
收藏周刊记者 程辛 整理
所作《画语录》被后人奉为经典著作
石涛身为明宗王室后裔，却生不逢时。年幼时，国破家亡，3岁削发为僧，随家仆逃至武昌，才得以活命。随着命运不停地在流转，不难发现，石涛的绘画风格亦随之变幻。
十余岁的他，虽少年，但绘画天赋渐露。但多以白描画的方式出现。目前所见其最早期作品《山水花卉册》(1657年作)，以干笔为主，用笔稚拙，偶尔皴以淡墨。约在1666年，石涛前往安徽宣城，因缘际会，结识梅清(1623-1697年，安徽宣城人，素有“黄山巨子”之雅称，是宣城画派的代表人物)。身居宣城十五年间，两人颇为投缘，结为画坛知音。翻阅石涛的黄山代表画作，足见梅对其影响最为深远。如《独峰石桥图轴》、《黄山八胜图册》，尤其是后者，应该是石涛早期从艺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在很多画法上，他吸收了梅的柔和，但个性中的恣意通过多变的绘画风格，暴露无遗。
康熙十九年(1680年)，石涛迁至南京，后又前往扬州。而这一期间，他生活极为艰难，却创作了此一时期最具有“点”风格的作品，并被他名为万点恶墨图(即恶墨、丑墨、邋遢墨……)，其艺术创作亦迎来新的高峰期：恣意的个性，甚至狂妄，通过“点”之墨法，猛烈地爆发出来。身居两城之际，石涛曾两度受康熙帝召见，而后心情大变，怀抱着一颗恭维心，进京报效皇帝。然而，在京城期间，时逢正统派绘画占主流之际，京派画坛似乎不欢迎他这个“狂妄之徒”。后又因机缘接触五代与北宋时期山水名作。天生悟性超强的石涛，无意间迎来艺术生涯中的创作峰巅期。其绘画风格亦发生转变，从恣意激烈转至厚重沉稳，所留代表作，如《搜尽奇峰打草稿长卷》、《游华阳山图轴》等。不但大局画面有深思，而且细微处有技巧处理。
然而“功名”幻灭，几经人间辛酸冷遇，石涛幡然醒悟。1690年冬天，时年56岁的他，怀着极度苦闷的心情，黯然离京，重返扬州。痛定思痛后，石涛蓄发改道，自取别号“大涤子”，开始潜心一志研究绘画理论，并撰写成《画语录》，被后人奉为经典著作。翻阅其晚年这一时期的画作，以《设色云山图》为佳。不过，作品多，品质却参差不齐，甚至被后世指出“不洁净”。
吴冠中认为石涛是现代美术的起点
谈起石涛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吴冠中曾指出“中国现代美术始于何时，我认为石涛是起点。”他认为，石涛开创了“直觉说”、“移情说”的艺术观念，事实上远早于西方美学有关理论。
看石涛的作品，全是有感而发，而他的感受更是直接从视觉形象中得到启示，他对形式美有独特的敏感。在该文中，吴冠中还分析，“一反陈腔滥调的山水画程式，石涛的作品直接来源于生活，他表现的都是身处真山真水间的亲切感受，且近景、中景居多，活泼泼的山、水、树、屋就近在眼前。”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画家刘墨亦表示，石涛的画很少依赖已经形成的固定风格，他是凭自然的性之所至而变化。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梅墨生在解读石涛论坛上曾言，20世纪的中国绘画是绕不过石涛。
晚年作品“粗疏草率”或与卖画应酬有关
纵观石涛生前身后世界，两百余年来，后人对其追捧与争议一直未有停歇。就近现代名家、大家来讲，以扬州八怪、张大千及傅抱石都是非常之“石迷”。从多家言论来看，捧、赞石涛的声音似乎盖过批判的厉声。然而，人无完人。在中国美术史的长河里，石涛在现代美术发展中的地位无可否认，但站在严格的理法角度，其艺术弊病也理应引起反思。
从近现代大家的批判声中，泼冷水最多的当属近现代画大家、学者黄宾虹，其次为赵之谦(1829-1884年，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在综述石涛一生艺术水平时，黄宾虹在《虹庐画谈》中直接点到石涛痛处，“清湘老人(石涛)，早年极能工细，凡人物鸟兽花卉，时有所见。生平所画山水，屡变屡奇。至其晚年，凡署耕心草堂之作，多粗枝大叶，且用拖泥带水皴，实乃师法古人积墨、破墨之秘。”对此，在进一步分析石涛晚年艺术遗憾上，著名美术史论家徐建融认为，“晚年的一些作品，也许与卖画应酬有关，粗疏草率，艺术水准明显趋向低落。”
在具体的“弊病”上，黄宾虹亦多次毫无情面地点出。他的多封书信皆有提到：石涛作画不拘于“法”。翻阅《与曹一尘书》可见：“石涛未免浮烟瘴墨之弊，开扬州八怪江湖恶习；因用笔太快，轻率浮躁之气未能涤尽。而学元人又多空廓软弱，不能实中虚，虚中实，兼虚中虚、实中实者，皆笔不能押纸，何况入纸又透过纸背耶！”如何理解？黄宾虹认为，“画山能重，画水能轻，画人能活，方是押住纸。”徐建融曾分析，“元人的笔墨，一洗宋人刻划之迹，实处转松，真趣乃出。”由此理解，站在正统派角度来看，石涛不拘于“法”的病根：习气重，快疾、狂肆，虽随意却难成上乘画格。对此，刘墨则强调，“受西方影响或受清初石涛个性一派或扬州八怪影响的人，其画面就不那么洁净了??要知道，洁净在中国绘画中，也是种很高的品格的表现。”
专注于金石领域的赵之谦认为，石涛的病根主要在于“用笔”。他在为月波作《梅花图》时题跋清楚点道：月波仁兄索余写梅，将书《梅花赋》其上。为抚苦瓜法作此，少存铁石意耳。何谓少有“铁石意”？据后世所悟，赵子谦书法功底深厚，善篆刻，其书法中融入了“金石气”(即“铁石意”)的内在功力。而这点恰与黄宾虹所言“轻率，空廓软弱，笔不能压纸，又无法透过纸背”的批判声相似。
【石涛作品分析】
《山水清音图》
在这幅画上，用了他最擅长的“截取法”，在丛林中截取了幽阁深藏的一段景致，以特写的手法绘出，虽则画的的是一段小景，却传达出一种深邃的意境。笔墨画法多变，善于用墨，这幅图上墨气浓重滋润，湿笔较多，通过水墨的渗化和笔墨的融合，使山林的清润深幽被尽致地表现出来。
《设色云山图》
晚年代表山水精品。这幅画作，山石、松林、庙宇、天空全用花青墨铺染，将飘浮的云烟挤压出来，实的虚处理，虚的实处理，形成整体上的动静对比，而云烟流动意象凸显，实则与其晚年心境相关。
石涛嗜好： 餐餐不离苦瓜
在石涛诸多的别号中，他的自号“苦瓜和尚”原来缘于好吃苦瓜。据记载，石涛平素一日三餐，餐餐不离苦瓜，更甚者，他还把苦瓜供奉在案头朝拜。联想其出身，其经历，其孤独心境，亦不难理解他对苦瓜如此深厚和敬奉的感情。
与八大山人共作《兰竹图》
石涛情谊：
据国内专门研究八大山人的著名书画家黄苗子、上海知名学者汪子豆多年研究和所见，石涛与八大山人(1626-1705年，朱耷，原明朝王孙，明灭亡后，落发为僧，是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同为明宗后裔，晚年交情甚笃。从彼此信件往来、合作书画分析，两人真正共同在一张宣纸上合作一幅画，截至目前为止，仅见《兰竹图》而已，且此画只为彼此而写，足见他们惺惺相惜的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