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宪
小时候，我就喜爱画画，依稀记得父亲老是以崇敬的口气对我说到胡献雅先生，讲先生的画艺如何的好，因此我头脑中留下了这个难忘的名字。再加上文革前我哥哥每年在春节都会收到一些漂亮的明信片和贺年片，其中有一些是胡老画的，他画的花是那样的生动，画的鸟又是这样的活泼，还有毛茸茸的小鸡在梅花丛中寻觅着什么，令人爱不释手，以至我今天还“贪污”着一张胡老作品的贺年片，多年来一直夹在我的书中，上面的梅花小鸡充满了生机，画片边上印着“1963”的年号，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复苏年，画上的小鸡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托改革开放和小平同志的福，1977年恢复了高考。下放9年的我以优异的成绩被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录取，之所以报考这所学校，除了它在中国艺术学院中独特的地位之外，还有我崇拜的胡老先生正是这个学校的教授。进校伊始，学校举办了一个画展，作者都是我们77级的同学，我送的是张《松菊图》，条幅，送去也就算完成了任务，之后的一天，我的素描老师李良友先生来到我的画室神秘兮兮地悄声对我说，外面有人找你，见我疑惑的看着他，李老师又补充了一句，胡老先生找你。一种激动，一种恐慌，一种身不由已，我来到门外，见到了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胡老见到我笑咪咪地问：“你就是孙宪？下面的展室的松菊图就是你画的？”我惶然地一个劲点头，满脸通红。作为国画爱好者，涂鸦几笔，被先生看到，很有点扮假的李鬼被识破的感觉，没想到先生一席话使我意外，‘画得不错，墨和笔还有点味道，只是构图太满了点，’接着又问：“你喜欢国画吗？”我肯定回答后，胡老说：“课外有时间带上你的画到我的住处来，我来指导你，你还很有发展前途的。”听到这句话，不亚于天上掉下大馅饼，我高兴和激动得不行。
按胡老的叮嘱“指南”，在一个夜晚，我来到胡老在为民瓷厂的宿舍，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什么场景呀！一间只有9平方的陋室，一张床，一张旧桌子，和一些零碎的旧东西，还有那昏暗的灯光，这和我想象中的教授的居室有着天壤之别。胡老似乎看出我的疑惑，解释说，陶院刚刚恢复，房子尚未清理出来，这是当年我落实政策调上来后的房间。(当年胡老在为民瓷厂美术室画瓷器)，我问胡老在哪画画？胡老说只要把床上的被子卷起来，就是一张蛮不错的画床了。听着胡老浓重的南昌口音的诙谐回答，我也笑了。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谈古人，谈画理，胡老还仔细地看了我带去的“大作”，勉励我好好学，要学得扎实，要在生活中发现美，要常画速写，并要我多看看“老祖宗”的东西。不知不觉已是深夜。看到老人略带疲惫的神情，我告别了先生，胡老送我到门外，还叮嘱我常拿画给他看看。走出老远，我回头还看到胡老站在寒风中......。
胡老的鼓励给了我力量的源泉，这之后，课外的时间，我常常拿着速写本到邻近写生，晚上在教室“开夜车”，临摹古画，整理写生稿，忙得蛮充实的，遇上星期天，和要好的同学一道，用塑料袋装几个冷馍，一点萝卜干，带上军用水壶，跑个十几、二十里地，到远郊去画山、画树、画农舍，直到天黑，拖着两条疲惫的腿回校，匆匆扒上二口饭即带着写生稿到胡老处求教，胡老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在那儿我总能学到新的知识，看到新的希望。
80年下半年，考虑到国画师资不足，学院拟将我作为师资培养，经过考核，我被荣幸地选为胡老的助手、弟子。当我把这消息写信告诉家里时，父母为我能有这么一位好导师而感到高兴，叮嘱我不要恋家，好好跟胡老学。经轻工业部批准，80年12月我正式离开班级，成了79岁的胡老先生的“关门弟子”。
胡老对我很严格，在学院组织的拜师会后，即安排制定我的学习计划，指导我通读、精读画论，临摹五代以来的名家作品。并安排到大自然中写生、整理创作和学习书法，每天不是他老人家到我画室来，就是我到胡老家中去，朝夕相处，使我对胡老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交谈中，窥见胡老深厚的国画底蕴和修养，不同凡响的艺术见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老人历经沧桑的几十年，令人敬佩的人品....。.
(二)
胡献雅先生1902年11月出生，江西南昌人，2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美专，和吴弗之，张书旗先生为同班同学，胡老在校时就深得刘海粟、潘天寿等先生的器重，交往频繁，作为班主任的潘天寿给予胡老很大的帮助，直至几十年后，胡老还深情地和我谈到刘先生、潘先生对他的教诲，沉浸在对老师深厚的情谊中....。.
上海美专毕业，胡老遨游于国画、书法的大海之中，成绩显赫，作品曾获加拿大国际展览金奖。32年上海出版了胡献雅画集。他先后在上海、南京、桂林多次举办画展，并得识徐悲鸿、傅抱石诸先生，以为挚友。1933年，胡老受聘为国立中正大学美术名誉教授，至解放前，胡老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享誉国内外，傅抱石曾在《中央时报》撰文盛赞胡老“得八大山人之真传”。为培养艺术人材，胡老还倾尽家财，创办立风艺专，为祖国的艺术培养了大批的人材，奠定了其艺术教育家的地位。
解放后，1958年，胡老调到刚组建的陶瓷学院，担任美术系的教授，先生以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学生，同时在国画艺术上，进行着新的探求，一批优秀的、有强烈时代气息的作品见诸于展览、报刊，展现在老人笔下的对象永远是充满了生机活力。
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对胡老都是场浩劫。他眼睁睁地看着几十年所作的书画和潘天寿、徐悲鸿、林风眠、梅兰芳、傅抱石等大师的一批作品和书信被装在两个车上拉走了，之后，60多岁的老人先是被监督扫地，后又下放到景德镇远郊江村，白天劳动，晚上在山上草蓬中看守野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胡老还是不忘自己的艺术。胡师母曾和我说到，老人把包面条的纸筒拆开，集攒在一块，只要稍有空闲，就画起来，农村小溪中的游鱼、荷塘中的翠鸟，常常使他流连忘返，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老人匍匐在鱼塘边、小沟旁，像小玩童似的盯着水中的小动物，那是艺术家的一份陶醉，一份纯情。
几年后，胡老和我回忆起那段生活时倾述的不是苦难，而是一份思念：“那儿的人真好，心地非常纯朴的，还有那儿的小鸟、小鱼......。”其神态好象如今人们飘洋过海享受一番后的感受。这就是胡老。
79年，大面积的落实政策开始了，市有关方面的同志上门来，询问胡老在文革中被抄走的大量作品下落及当时抄家拖走画的人，表示将坚决把其作品追回来，胡老回忆着当年令人揪心的情景，但说出的却是“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也记不清楚了”的话。来人后我着急地问老人：“如此大的事，您怎么会忘记呢？”他对我说：“怎么可能忘记呢？抄去后如果毁掉了，你也追不回来，还牵涉到多少人呀，只要画还在，只要他们好好爱惜，画总还在世上嘛。”老人的胸襟是如此宽厚，令我这晚学感叹不已。
胡老曾为我写过一幅书法：细心研究，大胆创新。这是老人自己的治学态度，也是对我的要求。在无数个白天和晚上，胡老和我谈汉画像砖、石刻，谈魏晋南北朝的石窟，谈唐宋的绘画，谈元人的笔墨、谈清代的四僧和他们的不拘成法，还有那数不清的古诗词。我很奇怪胡老头脑中怎么装得了这么多的知识。胡老教导我：中华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要沉下心，钻研进去，多汲取营养，把握民族文化的精髓，但沉溺于古人不能自拔也是不行的，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今日的画不能同于古人，否则也就失去了时代意义，要画出时代的风格。在把握民族文化精神的前提下，大胆创新，要有感而发、有感而画，不要去逐大流，赶时髦，要最终形成自己的语言。这些话我至今铭记在心，并努力实践。
胡老画的小鸡算是“一绝”，画之前他提笔凝视宣纸，白纸上似有小鸡在欢快地嬉闹，找到合适的姿态，寥寥数笔下去，活生生的小鸡就跃然纸上。他和我谈到，多少年来一直未脱离生活，象画这鸡你要能画出七、八分神情却要十分的生活，这生活积累是画家断断不能少的。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把握生活，深入生活，80多岁的老人还带我到石钟山、庐山和学校后的南山写生，那段往事，那段深情，历历在心，永生难忘。
胡老的写生作品，墨色深厚，笔法遒劲，善于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往往比生活中的对象更生动，更耐人寻味。王朝闻先生，华君武先生对胡老的写生予以高度评价。
上一页12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