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情歌（国画） 178×178厘米 2012年 王辅民
王镛
当代中国人物画名家王辅民，曾任甘肃兰州画院院长，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画家、一级美术师。2014年1月王辅民出访德国，参加了在杜塞尔多夫市德中艺术设计交流协会举办的“美丽中国??中国国家画院扇面艺术展”。他参展的团扇作品是表现中国民间社火题材的写意人物画，引起了德国观众的浓厚兴趣。据德国人士评论：“王辅民的作品很自然、自由、真纯，很多参观者觉得有点像德国表现主义，不过，王辅民的绘画还有很深的中国感觉，让人想象着中国农村生活的场景。”这一评论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王辅民的写意人物画的艺术特色，可谓“中国民间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这一术语在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通常是指为达到情感效果而采用的夸张变形手法。在广义上，表现主义泛指任何一种主观情感高于客观观察之上、表现艺术家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反映外部世界的形象的艺术。在狭义上，表现主义特指20世纪初期欧洲现代艺术流派之一，特别是德国表现主义，主要包括德累斯顿的桥社、慕尼黑的青骑士社等表现主义社团。法国野兽派也属于表现主义的变体。不论哪一种变体，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的共同特征都基于“表现”这一核心概念，背离古典学院派写实主义传统，崇尚原始活力和个性情感，摒弃自然主义的客观再现，追求自我感受的主观表现，诉诸非写实的形象和情绪化的色彩。美国学者维尔纳?哈夫特曼在《20世纪绘画》中曾经分析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的法国变体与德国变体两种表现方式之间的区别：“法国变体强调形式的方面??‘表现’意在‘形式’；德国变体强调题材??‘形式’意在‘表现’。”
20世纪30年代，法国野兽派和德国表现主义都曾对中国的现代艺术团体决澜社和新兴木刻运动产生过一定影响。80年代，德国表现主义以及新表现主义对中国美术界的“85新潮”影响更大，中国美术界一度流行自我表现的观念和夸张变形的手法。实际上，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中也蕴涵着类似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的基因。中国当代画家詹建俊说：“西方的表现主义相通于中国的写意画，中国的大写意其实就是西方的表现主义。”除了中国传统的文人写意画，还有一条与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精神相通的渠道，那就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这条通向现代艺术的渠道往往被我们忽视。“中国现代艺术之父”齐白石并没有受过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但他的写意画包括李铁拐、钟馗、不倒翁等人物画，吸收了中国文人画抒发性灵的写意精神和民间艺术质朴纯真的审美情趣，表现了自己异常鲜明的个性。中国现代艺术先驱林风眠，尽管接受过西方现代艺术的洗礼，他的彩墨画也仍然从中国民间壁画、陶瓷、剪纸、皮影和戏曲人物造型中提取了现代感强烈的中国式表现主义语言。
王辅民1961年生于甘肃庆阳的民间艺术研究世家。他的父亲王光普是海内外知名的甘肃民间艺术收藏家和研究者，出版过20多部专著。王辅民从小受到父亲的教诲，受到剪纸、皮影、面具、刺绣等民间艺术的熏陶，他的女儿王博颖也是皮影艺术研究的后起之秀。1995年，王光普把自己几十年收藏的上万件民间艺术作品全部捐献给国家。在此前十几年间，王辅民帮助父亲整理过这些作品。在他眼里，这些民间艺术是最自然、最真纯的。王辅民说：“我非常崇尚民间艺术造型的处理手法，民间艺人围绕主题无拘无束地自由表现他们对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的追求，不去思考时空自然的合理，而是合情。所以，他们的作品充满朴素的意念、单纯的语言，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而我们专业画家正是缺少这种意念，这种意念正是作品的灵魂。中国民间艺术造型曾经启发了西方印象派之后的现代艺术，而我们自身却在冷落这种本土的民间造型体系。而像齐白石、林风眠这样的大师都受过民间艺术的滋养。当今大多数画家是以西方写实造型体系为主(我也是经受了素描造型基础训练多年)，如何在素描造型训练后的基础上，运用民间艺术的意念、比较自由的造型方式来创作中国画，发挥中国画笔墨造型的优势，并融入中国民间艺术淳朴的意趣，这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的问题。”王辅民的写意人物画，走的正是齐白石、林风眠等前辈开辟的中国现代艺术之路，他把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与民间艺术的质朴情趣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中国民间表现主义的独特风格。
王辅民的中国民间表现主义风格的写意人物画，以他的“藏族系列”和“社火系列”作品为代表。
中国西部人物，特别是藏族人物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物画的热门题材，也是王辅民多年来专注的创作题材。他从描绘西北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进入雪域高原的藏族民俗生活。藏族民俗生活与王辅民从小熟悉的西北风土人情非常贴近，所以他的情感非常投入，而藏族民俗生活中虔诚、神秘的宗教精神氛围，对他的吸引力特别强烈。他在兰州画院任职期间经常到藏区写生，创作了一系列表现藏族民俗生活题材的作品，代表作有《阿尼玛卿的歌》、《香巴拉之境》、《天地之神》、《康定情歌》等。他2004年创作的《阿尼玛卿的歌》曾获全国画院优秀作品最佳作品奖，在众多中国画家表现藏族人物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他画的藏族人物笔墨苍劲、造型朴拙，并不留意藏族服饰的细节刻画和人物形象的写实描绘，而是追求超越表象的精神氛围和自然生命的浑朴状态。基于画家自己深厚的西北生活体验和民间艺术素养，他把西北风土人情与藏族民俗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他是以西北民间艺术的眼光来观察和表现藏族民俗生活的。于是，我们在他的“天地之神”系列和《香巴拉望果节》等作品中，看到了类似西北民间社火的藏戏面具、盛装游行、迎神赛会的热闹场面，只不过藏族人物比西北人物更加剽悍刚健，藏戏面具比社火脸谱更加诡谲狞厉，但藏族民俗生活的那种质朴的民间情趣与西北风土人情一脉相通。
社火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春节庆典活动，约略相当于西方的狂欢节或万圣节游行。西方的狂欢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酒神节，中国的社火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娱神驱鬼、祈福禳灾的祭祀仪式。“社”是土地之神，“火”指燃放烟火。社火自古在中国西北地区农村流行，传承至今已成为群众性的综合民间艺术表演娱乐活动，包括高台、高跷、旱船、秧歌、锣鼓、戏剧、舞狮、舞龙等等。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王辅民家乡甘肃庆阳的社火近年来尤其兴盛，为他的写意人物画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近年来他创作了一系列表现社火题材的作品，代表作有《社火之一》、《社火之三》、《社火三国》、“社火乡”系列、《马年社火》等。他的“社火系列”更多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造型元素，打破了学院写实绘画的时空概念和透视关系，人物造型适当夸张变形，不合常规比例大小，不仅大量采用了中国传统戏剧的服装、脸谱，而且借鉴了民间剪纸、皮影、面具的造型，自由地表现西北农村生活热烈鲜活的生命意象和画家自己朴素纯真的个性情感。王辅民并非写实地再现社火的场景或叙述故事的情节，而是借助社火这一题材表现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认识和重新解释，寄托自己对“人生如戏”的感慨，对“乾坤清气”的呼唤。因此，他笔下群众扮演的《三国演义》、《西游记》、钟馗捉鬼之类的人物都具有特定的象征含义，这些人物在社火表演中的非逻辑组合，产生了陌生化的魔幻式效果，可以引发人对社会人生的自由联想。
王辅民的写意人物画，无论“社火系列”还是“藏族系列”，最醒目的特色是他个性化的笔墨语言。他的笔墨语言粗犷率真、线条刚劲、色彩明快，得益于中国传统文人写意画的修养，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熏陶。他的写意人物画的中国民间表现主义风格，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人写意画和民间艺术的背景出发，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的法国变体与德国变体两种表现方式，既意在“形式”又意在“表现”，但仍然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如果说法国野兽派注重色彩自身的表现性，那么王辅民的写意人物画更注重笔墨自身的表现性，而笔墨正是中国传统文人写意画表现个性的最重要的载体。如果说德国表现主义突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那么王辅民的写意人物画更强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而和谐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当代文化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华书画家》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