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呼与可
1994年，一位天津老太大拿着一张石涛的《高呼与可》手卷来到中国嘉德。嘉德的专家看过后觉得东西不错，给画估了50万元，谁知老太大一听嫌价格低，把画卷起来就走了。没想到第二年老太太又来了，这时候嘉德的工作人员想起去年的事，就估高了价钱，热情鼓励老太太留下了这件东西。嘉德公司的工作人员还给老太太起了个绰号，叫“天津大姑”，公司内部一说这个代号大家就知道来的是谁了。
这位“天津大姑”是原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外孙女，她的公公是胡若愚，是张学良的把兄弟，从前当过北京市副市长、青岛市市长，西安事变后他就赋闲在家了。他们家也算一个收藏世家了。石涛是明末清初中国画坛“四僧”之一。他本是明靖江王后裔，明朝覆灭以后削发为僧到处流浪，游历群山大川，慢慢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绘画艺术风格。《高呼与可》石涛画的墨竹图卷，是他的精品之一，画高40.2厘米，长518厘米，属于高头长卷，而且品相保存完好。“与可”是北宋画竹子最好的文人画家文同的字，成语“胸有成竹”就是从他画竹而来的。他喜欢竹子，在家周围种了很多竹子，不管遇到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他都能细致入微地观察竹子，所以他画的竹子最有生气，其飘逸洒脱之意境表达了文人墨客的一种情怀和理想。石涛作画后借用此意在卷首自题为《高呼与可》，以绘画对话古人，通过画竹对话与可。
这张《高呼与可》手卷在“文革”抄家时曾经被抄到天津博物馆保管，文革后落实政策才被返还“天津大姑”家。1987年，“天津大姑”家人曾拿这幅画请著名古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看过，据说当时的开价是三万美金，当时这是一笔大钱了，让人望而生畏，因此没能卖出去。1995年，《高呼与可》终于出现在了中国嘉德的秋季拍卖会上。徐邦达听说此事非常激动，他过：“《高呼与可》是石涛作品中既精又少的作品之一，非常难得，属于文物中的一级品。”徐老一心想让故宫买下，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结果被一位收藏家在拍卖场以落槌价430万元买到。后来这位藏家资金周转不开付不了款的消息被徐邦达听说，徐老又打起了让故宫买的念头。
他始终认为“最好的字画就应该在故宫”。恰巧那段时间，徐夫人滕芳女士正好有事要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她想让徐老陪同她一道去，徐老说自己没有什么事，就不去了，但希望滕芳跟李主席谈谈购买《高呼与可》的重要意义。滕芳深知徐老向来把国事看得比家事重，就故意开玩笑说：“我不谈这事。第一，我不是故宫人；第二，我不是徐邦达，不懂书画鉴定。要谈，你明天同我一起去谈。”徐老当时默不作声睡觉去了。躺在床上的徐老，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于是半夜起身对滕芳说，“我睡不着，我想明天还是和你一起去，你帮我一起说，能给故宫做件好事，我谢谢你了。”第二天老两口见到了李主席，徐老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他说：“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现在国家有些钱了，应该多买些国宝级的文物”。
李瑞环听了《高呼与可》的事后很痛快地就答应帮忙解决，并想了三个办法：一是让故宫买；如果故宫没钱，就向国家请款，由国家出面买；再不行，他就准备动员全国政协里有实力的委员买，买下后再捐给故宫。李主席对徐邦达说：“您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徐邦达闻听此话，真是别提多高兴了！连李主席本来要留他们夫妻吃饭的事也不顾了，急忙告辞出门。一出门，徐老兴奋地对夫人说：“走，到昆仑饭店上海茶馆吃包子去。”滕芳嗔怪道：“这应该由故宫请客的吧！”没想到李主席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在他们吃饭还没到家的时候，李主席的电话就已经打了出去。
等他们回家后，马上接到了国家文物局的电话，说李主席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同意由国家拨款买下这幅画。徐邦达为此兴奋了很多天。没有多久，北京故宫博物院就与付不起款的藏家以及嘉德公司谈好了，将这幅旷世杰作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回入藏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