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行书《梅花诗》
文/吴 文、图/西泠拍卖
艺术有赖于天赋，古今中西皆同，但是，中国历史上却存在着天才与功力的悖论。这就是明代有两位大名鼎鼎的书画家，他们的字，原本都写得不好，后来却成为一代典型。一位是文徵明、一位是董其昌。二人之所以发生这种蜕变，倒是都得感谢那后来更受人诟病的科举制度。据记载，文徵明19 岁为诸生参加岁试，宗师批其字不佳而置于三等??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自然受到刺激，遂发愤精研书法，刻意临学，号称日临《千文》数本，书遂大进。而董其昌17 岁时为诸生参加松江府学会考，知府也因为他书法不佳而置于第二，屈居于堂侄董原正之下。同样，他亦受到刺激而发愤临池，终而完成他那视吴门沈周、文徵明为超越对象的文人艺术家抱负。
董其昌(1555?1636) 曾在《画禅室随笔》自述学书经过：
“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
与绘画相比，书法技术的训练，更依赖于对传统经典的研习。董其昌这段自述，显然只是某个时期的说法，其实他的取法更远远不止于此。但他那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的造诣，则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摸索中达到的。史家论董其昌书法，以其行书以“二王”为宗，又得力于颜真卿、米芾、杨凝式及赵孟?，圆转生秀，萧散自然，于诸体中造诣最高，此轴行书咏《梅花诗》即可见一斑。
此行书咏《梅花诗》，即题为《敬韬奉常家园梅花以中秋发诗以纪瑞》：
大远江南信，先标水部诗。名花真创见，帝力本无时。
香挟湘兰发，清含陇笛吹。仙家饶幻术，官阁动吟思。
何事蝉号露，偏欣雀?枝。金风从劲爽，玉树独华滋。
冷艳心堪许，孤芳众岂知。居然调鼎瑞，载酒共觞之。
就诗意而言：梅花常规开在寒冬，按照汉代“律吕”四时之气的观念，百花之中，而得阳气之先，开在春天百花未放之时。
由于梅花具有着“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的品格，成为文人吟咏的对象。例如晋吴郡陆凯《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后代文学传统中因有“驿梅”之典，而折梅寄远成为朋友间传达问候的雅事。梁何逊任安王萧伟记室，作《扬州法曹梅花盛开》诗曰：“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邓杯。”因何逊所用乃官衙之梅，故梅花有官梅之说，唐代杜甫故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之句。
董其昌此诗多用典故，其中“水部诗”、“官阁”之语，即与何逊咏梅有关。根据汉代五行的观念，在古人看来，违背自然节序而出现的异象，是可以被视为祥瑞的，作为博学多识且身为三朝史官的董其昌，看到朋友家园中梅花在肃杀之气的秋天开花，所以才以此义发挥。据《左传》，古人调鼎用梅醢，而调鼎的引申义即指治理国家的才能，所以董其昌在结句说，“居然调鼎瑞，载酒共觞之。”味其诗意，显然暗含了董其昌对自己和友人的不凡期许。
就书法而言，在章法上，行气自然，诗题、正文、落款长短各异，参差错落，尤其是落款如刻书小字双行，产生大小上的变化；又通过拉大字距而缩小行距，产生一种疏朗之美，单行则不可以求直，得意外之妙。在结体上，以侧取势，圆转生姿，似奇而正，打破了吴门如文徵明行书过分均衡的感觉。在运笔上，注重以中锋使转起落，从容不迫，而墨法讲求枯湿浓淡之趣，有“将浓遂枯、带燥方润”之妙。这种萧散从容的笔调，显然是董其昌晚年成熟风格的典型。
当然，一件具体书法风格的成因，不但与所写内容和当时书法技巧有关，还与这件作品的接受者有关。董其昌此作上款为“敬韬”，此人乃董其昌同乡朱云来。董其昌与之当属深交。《画禅室随笔》中有数则关于此人，如“今日过敬韬，出此相视，因借归，摹之戏鸿堂帖中”、“题朱云来画：敬韬作米虎儿墨戏，不减高尚书。阅此，欲焚吾砚”、“横云山，吾郡名胜，本陆士龙故居，今敬韬构草舍其下”、“敬韬韵致、书画，皆类倪高士”云云。
此轴曾经现代鉴赏家李智超所藏，此作左下有其“李智超收藏印”朱文印一方。按李智超(1900-1978)河北安新县人，早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曾任中国画院主办的《中国画》副主编等职。擅长山水画，精于古书画鉴赏，着有《古旧字画鉴别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