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杨之光先生家简朴清雅，每一次闲谈总是如沐春风。品赏好画好字好茶之余，杨之光先生脱口而出的妙句让人受益匪浅。“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是他的座右铭， “大师自古是通才”是他从艺数十年的肺腑之言。
杨之光先生是画家，更是教育家。如今，他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杨之光美术中心的发展上。回忆当年的老师李健、高剑父、徐悲鸿、蒋兆和，他总充满温情，而谈到自己关爱的后辈林墉、陈振国、陈永锵、方楚雄，甚感欣慰。艺术传承始终是他最牵挂的事。
年近八十，神采奕奕，思路清晰，杨之光先生依然关注人间的一草一木。多少年来，他时有义举，十几年前就捐出了价值过亿的千余幅作品。而提起“大师”之说，他会笑解：“现在为了名利，不惜手段，自己封自己是大师，大师满天飞，大师都贬值了。艺术艺术，我们是搞艺不搞术，很多人是搞术不搞艺，搞艺是搞不过术的。我相信历史会作出答案，因为艺术是历史的沉淀，慢慢就会认清楚。艺术要搞艺，不要搞术。”
我觉得艺术是严肃的事业
李怀宇：你在艺术上的探索也是和共和国这六十年同步的。
杨之光：对，梁江给我的新画册写了一篇序言，题目是《与祖国同行》。梁江的意思我理解，他是说我的画一步步地记录了共和国的脚印。我的创作没停过，差不多每十年就有一张比较有份量的代表作，也算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而且我选择的题材也多是能够代表国家的比较重大关键的事件。从国画本身来说，我对此前没表现过的题材也进行了一些探索。这六十年我一直在有意识地进行艺术上的探索，没有停步。
当然这六十年不是平凡的六十年，里面甜酸苦辣都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坚强、比较自信的，是非分得比较清楚，作品里面该表现什么不该表现什么，我自己知道。我对我们党功过的评价，心里也清楚，毕竟我是过来人，什么罪都受过，什么荣誉也都得到过。在我的经历里头甜酸苦辣都齐全了，这在旁人来说是比较少有的。我的家庭也受了很大的灾难，可以说是文革搞到我家破人亡，我的母亲和鸥洋的母亲都在文革当中死了。对这些我们也还看的比较开，这是国家的不幸，不能说由谁来承担，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那时也都受罪，何况我们这些人，所以无所谓。我们都希望国家好，现在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算是盼望到了。我的心情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可是也有点特别，心里想着这一天总算是来了。
我在台湾流浪过，生活得很困难。我有时候也设想，如果我当时留在台湾，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杨之光了：跟不了徐悲鸿学画，到不了中央美院，历史也就不能这样写了。幸好，解放前我就比较果断地要回来迎接解放，这是我一生当中非常果断的决定。当时的我也就十七八岁，非常年轻。
李怀宇：你这一代和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正好遇上了1949年之后中国美术教育的新变化。你这一代正好是共和国成立之后培养的第一代。
杨之光：也是幸运的一代。因为那个时候徐悲鸿先生还没有过世，他给了我一些关键性的指导。蒋兆和先生也没过世，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些中央美院第一届的学生很幸运，这些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再加上我们接受的很重要的教育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是在艺术技巧之外，给予我们艺术思想上的深刻指导，教导我们接触生活，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了解人、熟悉人、表现人。
当时对我们有影响的还有很多优秀的俄罗斯作品。巡回画派的画家在世界上有地位，即使现在来看，他们的作品也还是好的，并不过时。因为他们对生活抠得非常紧，对人物的塑造也是空前的深刻，其程度超过了任何时代。这些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比如要塑造一个人物，就要从生活中挖掘很多素材，这种严格的创作程序当时在中国还是很少见的。我接受了这种经验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觉得艺术是一个严肃的事业，我的创作过程基本上以严肃为主，外界评价我的创作也认为是严肃的艺术。我都是抓住一些事件的重要环节进行创作，对人物的塑造也不是马马虎虎，随便张三李四可以代替的。我画《毛主席在农讲所》最典型，一个人我要画出十来个形象进行挑选。这幅作品这次也会在北京展出，这次展览的特点是把我的创作和素材一起展出，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创作的严肃性。我的创作方法和今天青年学生使用的方法相比较是一个明显的差距，现在，在这方面认真下功夫的人还是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这次展览的意义是汇报性的，或者说是总结性的，对后面一代人有启示性。到底创作是为谁创作？怎么创作？给谁看？一个有份量的创作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归根结底是一个画家自觉的责任感。
李怀宇：在你的成长历程里，革命精神的影响有多大？
杨之光：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可分。我觉得我对我的国家是特别热爱，从我的创作来讲，我没有表现丑的、悲哀的作品；从我的创作视角来看，也是以歌颂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作品为主，有点时代号角的意味。当然我不能这样说自己的画，但的确是达到了鼓舞人心这么一种作用。譬如说《雪夜送饭》，表现同志之间的友谊；《一辈子第一回》表现一个人翻身做主了，站起来了；《浴日图》表现军民关系，这些比较重要的关系我通过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表达，不是说教式的，是抒情的，能够让人接受。在生活当中只要发现充满感情的题材，我是抓住不放的，所以我一生当中抓住了很多这样看起来平凡，可是内涵比较深刻，很有意义的题材，这一点也是公认的。当然，也可能有人说我是歌颂派、美化生活，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生活本身就应该是美的，我一直都是这个主张。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追求美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乐趣。因为美的东西可以鼓舞士气，建设于国家。现在中央提出和谐社会，中国要是像文革那样不和谐是搞不好的，我们的社会就是需要和谐，和谐就是最大的美。我的创作也是一直这样坚持的。当然现在画派很多，看法不同，有的对现实主义评价很高，有的对当代艺术评价很高，可是在我看来，画派是各种各样的，有各自的主张，所以我很少参与这种争论，也很少去评价。我觉得画画很简单，你画你的，我画我的，各走各的路，谁也管不着谁。邓小平讲过一句话：画什么，怎么画，是画家自己的事情。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如果说改革开放给文艺界带来了思想解放，那么其中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画什么、怎么画，当然是作者的权利，旁人是不能干预的。我六十年里作的画，除了有一张是农讲所命题的历史画，其他都是我自己找的题材，自己的构思，并没有长官的意思在里头。
我对学生的爱超过了其他
李怀宇：你读中央美院的那个年代，对祖国的未来、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杨之光：当然充满了信心，但是文革的时候失望了，那个时候简直不想活了，但那是例外。从总体来说，我对这个国家还是充满信心的。我举个例子，在我母亲家里藏着一些文物珍品，上海博物馆建馆的时候，我动员我母亲把西汉的铜壶捐献出来，壮大博物馆的藏品。我母亲同意了。到建美院的时候，美院白手起家，没有什么藏品，我又动员我母亲把明清的十二张画，还有敦煌出土的两卷唐人写经都捐给美院。直到我工作了以后，1990年退休，到美国参加一年的研究工作，拿了绿卡，在美国生活了十年。在1995年，我突然决定回广州，同时也把我的一千二百张作品全部捐给国家。当时没有第二个人会把一千二百张画捐给国家，我这个举动在当时来说引起了一些震动，文化部因此颁给我一个“爱国义举”的奖状。因为我已经在美国了，可是还倒回来，把画全部捐给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我对国家的感情都是用行动来表示的，不是空谈，算是作出一些示范。比如学校里有什么困难，贫困学生比较多，再困难我也要捐几十万给他们。可以说我对学生的爱超过了其他。随便举个例子，方楚雄考研究生的时候没有名额，我去帮他争取，这是一个天才，不培养可惜了；陈永锵是和陈振国他们一届的研究生，这几个学生我都很宝贝。后来陈永锵毕业了，我要求他留校，但是当时有些不太好的同学作怪，留校这个事情就没成，他回到西樵山去当画家了。我女儿杨红是学画花鸟的，我让杨红去拜陈永锵为师，拜我的学生为师，还带了一瓶拜师酒去。我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亲切的，像亲朋好友一样。我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看到他们现在成为很有名的画家我感到很欣慰。
李怀宇：你的老师当年对你也是非常好的，这种精神传承了下来。
杨之光：对，这种精神传承下来了。比如李健老师，大书法家，他也是很爱护学生的，我们对他也非常尊重，磕头拜师，每天给他磨墨。拜师学艺也是一种磨练，看到老师那么刻苦，我也要那么刻苦，不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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