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雪夜送饭》，其实是这么回事：当时我的处境是劳动改造。当时的劳动改造跟以后的牛棚式的劳动改造不同，当时的劳动还尊重知识分子。而所谓的“劳动改造”还只是一种劳动锻炼，并通过锻炼作为完成思想改造的一个环节。这次改造得比较彻底。那时候我在武汉的农场种了一年的棉花。那个艰苦是没法说的，应该说比农民还要艰苦。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寒风吹面，都要下地劳作。累到每个人都要趴下了。还有就是当时我们劳动的地区是吸血虫最厉害的地区，一下水就容易感染。一感染就大肚子。当时我们受了自然环境以及吸血虫的威胁整整一年。
这张画是当时为农场的宣传栏画的。我们农场有一个墙报栏，那时候迟轲担任墙报的主编，他发动我们来宣传农场的生活。当时大跃进的气氛蛮浓的，不管形式，什么水粉啊，水彩啊，国画啊，你只要能够反映农场的生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农场的画家都画了很多画，有些画仅仅是在图画纸上简单地涂一些水彩、水粉之类的颜料，近乎粗糙了一些。我画《雪夜送饭》的题材也是从这里头产生的。
当时农场有一个很感人的事情：由于农场机器少，拖拉机少，任务多，所以机器就不能停，拖拉机二十四小时要连续运作。你八小时，他八小时地轮班，晚上那一班的拖拉机手最辛苦，天冷，下雪，大雪纷飞。我们有一个队长为拖拉机手送饭。这个故事打动了我。我这张画从政治角度来说。是歌颂了大跃进，其实我是歌颂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张画之所以站得住，正是如此。它如实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阶级友爱，关心同志。夜晚队长亲自送面送饭给拖拉机手吃，拖拉机手远远看到队长的马灯在晃悠，心情是震撼的。旷野里头什么都没有，只有队长的马灯。这是当时农场生活的真实写照。怎样把这个场面变成艺术来打动人，我动了一下脑筋。开始的宣传画还是比较单纯地反映那位拖拉机手。后来。我把它变成国画的时候，我就思考进行了一些艺术处理。我决定在画面上不出现拖拉机手，只出现拖拉机从远处开过来，这样比较有诗意。画面的前面有两个人物，队长是背影。拿着马灯在黑夜里晃悠。还有一个人物，那个女的，比较美的女的，正在准备热饭。这热的饭跟寒冷的天形成对比。我从中找到了艺术中最感人的一个瞬间。心是热的，血是热的，天是寒冷的，条件是艰苦。而阶级友爱是温暖的。我找到了创作的灵感。
《雪夜送饭》从题材到画面都是现实生活，都是我们当时自己的生活，而且是非常平凡的生活。当墙报要歌颂我们农场生活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雪夜送饭的事情。所以《雪夜送饭》从开始到最后仅仅是形式上、构图处理上的更改，而其主导思想是一开始就定了的。当然最感动的首先是我自己。后来，感动了别人，拿到国际上还感动了更多的人。当它被送到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走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他们也承认了，把这个评为金奖。中国在国际上拿金奖的先后有三人，另外两人是黄胄和周昌谷。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因为这个不是歌颂政治上的，而是真实的人与人之之间的友爱关系，是全世界都有的。后来我为这张画写了一篇体会。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要从生活中得感受，跟我们自身的思想锻炼都发生了关系。因为我有这个体会。我认为知识分子在这个环境里头能够锻炼得更坚强。我自己承认了这种锻炼，不是像以后的“关牛棚”那样被迫地劳动。
我认为这张画里头概括性体现在：它概括了我们当时社会的变革，知识分子要通过劳动来锻炼，现在看来还有意义。如果知识分子缺乏这种锻炼，特别是对文艺工作者来讲，可以说是不行的。可是锻炼归锻炼，不能采取像后来牛棚式的惩罚式的劳动。我这张画并没有副作用，当时有很多人画了很多歌颂大跃进的画，大跃进一过，存在价值就没有了。我还是比较注意概括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把握正确的东西。所以这张画的生命力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和政治因素的变化而变化。《雪夜送饭》的创作动机并不仅仅是为了迎合一种潮流，不是单纯地为政治服务。如果文艺单纯为政治服务，从我的经验回过头去看，那么做的确有极大的片面性。从艺术家来讲，选择艺术创作题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永恒的、比较正确的、比较美的东西。我自己比较重视这些，阶级友爱、友谊等。奋不顾身地把自己的青春投入某一种战斗，这值得歌颂，这没有什么怀疑。所以，我觉得艺术家选择题材很重要，你单纯从政治来画，政治一否定就不行了。你要概括，通过你自己的分析，你认为能代表我们新中国的新气象吗？我是比较注意“新中国的新气象”。再就是，我觉得知识分子成长的途径也很有特点。我每一次运动、劳动都参加过，这里有苦的一面，也有对我很有帮助的一面，接触了群众，知道了劳动的甘苦，这一点你不能否认。所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头，把[熟悉人、了解人]放在第一位的地位。如果我没有这些经历，我怎么了解他们的感情？我怎么体会阶级友爱？没有办法。你坐在书房里是怎么也体会不到这一点的。那么，这就说明毛主席的这一论断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了解人、熟悉人，对今天来讲还有很多启发。现在还有一些画家不一定了解人的思想，他们把自我的东西夸张到不恰当的地步。客观上不去了解，这个不行。这属于深入生活的问题。现在演艺界也提出来了，不能整天在房里胡思乱想，胡编乱造。像李双双这些活生生的人，你不深入生活根本写不出来。画家也一样，我回顾总结创作《雪夜送饭》也是这个体会，比较有意思，不能否认这种锻炼。
这张画我在画的时候就感到这种气势盖天地，气魄很大。所以我用丈二匹整张来画。这种形式跟内容有关系，它使我克服了困难。听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展场里头，我的作品尺寸是最大的，这是一种气势。新中国，新气象，有气势，反映了人的伟大。这种伟大与“大”字分不开，所以如果我把这张画画得很小，气势没有了，这跟形式有关系。加上表现上，拖拉机灯光的处理，也是第一次。因为我一生当中喜欢处理光。我的作品里面各种光都有：正面来光、逆光、侧光、电灯光、日光、月光、蜡烛光等。这是我的个人兴趣，也是我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在这张画的艺术处理方面，我还吸收了传统的理论，有点像京剧《三岔口》那种。全幅画的整张都是亮的，就是这里一小块是暗的，这就表示人物是晚上出来的。就像《三岔口》里面，演员存台上摸来摸去，灯光打得很亮，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演员的“摸”让你感觉到其中的故事发生在黑夜，但是又不至于让人家什么都看不到。我吸收了这种表现手法，我没有因为黑夜影响了人物的形象，我的这种处理方法也可以说是国画的一个特点。国画跟两洋画完全不同：两洋画是用自然光线，国画是用暗示的手法，点出来给观众自己去体会。这是我在处理上的一个特点。
再就是前面人物的一个主角，我采用了鸥洋的形象，这个很自然，因为我们一起劳动锻炼，都是这个年龄。为什么画鸥洋？因为我刚跟她谈恋爱，结婚。结婚完才一个礼拜我就离开家去了农场。所以我是有意识拿鸥洋的形象做模特。这种东西在“文革”时被编了罪名，什么“画鸥洋啊”，《雪夜送饭》在“文革”中也被打成“黑画”。大概这过程就是这样。后来我写了一些文章，谈《雪夜送饭》的创作体会。我的体会确实是这样的，现在看来还站得住脚。我们不能脱离政治生活，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离不开政治，离不开锻炼。知识分子离不开劳动。可是我们不是劳改的对象，我们不是喊政治口号的人，我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所以艺术家要有自己选择什么、表现什么的权利。这是邓小平讲的，画什么，怎么画，是艺术家自已的事情。这个，应该说就是经过了多少次教训才得出来的这么一个结论，给我们艺术家点明了一个方向。在第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的讲话非常了不起，这比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又进了一步，这是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艺术家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生活的主人。
(1999年9月16 日录音采访及整理：王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