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光
出于对电影“五朵金花”的好奇，我到了云南大理。一进白族的沙村，就看见一群嘻嘻哈哈的姑娘们在田里劳动，我大声呼唤着：“请告诉我金花在那里？”这一间竟激起了一陈笑浪：“同志，你别找了，我们都是金花！”，我还来不及拿起画笔，脑子里已涌出两句诗："金花朵朵今何在，遍及苍山洱海边"。这种脱口而出的情况太多了，有时我真不知是先有画意还是先有诗句；它们融在一体，难解难分。我不是诗人，不像诗人那样严格地逐字推敲；当然我更讨厌无病呻吟。多情与自作多情只一字之差，可相距却十万八千里。
我学作诗是受中学时代语文教师顾佛影先生(大漠诗人)的影响。他上课经常让学生们与他一起吟唱他的诗作：“嘉陵江接长江水，长江一去三千里，到海不回头，回头即是愁……”全班同学与他一起摇头恍脑，渐人诗境。从此我就对诗产生了兴趣。有一次我的作文作业是用诗来表达我对时局的忧虑。当时上海对共产党的传说纷云，顾老师也用诗在我的作业后加批语：“延安岂是梁山泊，即是梁山何必怕……”，真是好老师呀；他在教诗，更在教人。从此，诗就伴随着我的一生。从黄埔江畔到珠江之滨，浪迹台岛时也用幼稚但真切的诗句来倾吐对人生的感受。一九四九年冬在广州写的长诗《阿汪不归》，几乎是一字一泪，一气呵成。我想如今养宠物的朋友，读此诗一定会有共鸣；而对宠物下毒手的人，不知作何感想？我对母亲的感清最深对母亲的思念无法用画笔来表达，唯有诗句。
画完一幅画，仍感到意犹未尽，怎么办？唯有诗句。如《石鲁像》的题诗：“……石公笑时我则哭！”使观众更深体会我作画时的极度悲恸。
画上题诗，也是一种表达艺术观点的形式，如：“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又如题画回民像：“若要英雄传本色，挥刀跃马陕甘宁”，点出人物画传神之要领。
偶尔我也写新诗，因为它可以自由地直抒感情，可以更贴近群众。如我在访尼泊尔时写的《小鲁娜》，它像讲故事一样朴素，不过是将故事诗化，我将长短句押韵，与合平厌的律诗一样可以朗朗上口；我最满意结尾的那句：“这不要紧，我就认你作‘中国爸爸’”它比古体诗读起来更亲切，更具现代感。
话又说回来，以上只是一个画家对写诗的体会，谈不出什么诗的大道理，说白了，我最多是一个诗坛票友。通过大半个世纪我写诗的实践，深深体会到所谓 "诗情画意"的不可分割性。还不只如此，我在一首论诗画的诗中谈到：“印、画、书、诗融一体，大师自古是通才”，这个“融”，才是我国艺术所以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特色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