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草书四屏》，2010年在中国嘉德拍出218.4万元。
这样的草书的确可以裁切。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号骚心、髯翁、于思、太平老人、老学斋等，长髯飘飘，是其一大特征。他是中国近代知名的书法家，且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
■本版撰文：陈征
于右任精书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也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他三大书法家指胡汉民、谭延?、吴稚晖)，尤擅魏碑、楷书、草书，首创“标准书”，被誉为“当代草圣”。
“右任”原名为“诱人”
于右衽，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诱人”二字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后取谐音因而自称“右衽”，“衽”即衣襟，“任”由“衽”的谐音而来，中原地区的人往往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代词，而于右任为自己起的字“右衽”就是和“左衽”反其道而行之。曾用名刘学裕(意为留学于)、原春雨，笔名“神州旧主”、别署“骚心”，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
于右任三十多岁时就留起胡子，黑髯飘胸，其后文化界同仁多有“髯翁”、“右老”之称，民间亦称曰“于胡子”。曾经于右任冒着违抗清廷留长发辫的危险，请伙伴给自己照一张散发照，于右任即兴吟出一副对联写出贴在身后做背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书法受“十七鹅”影响
1885年，于右任7岁居住在外祖家，“入村中马王庙为学生”，师从旬邑老儒第五先生。依观众风习，初学识字，即习毛笔字。由先生题写影格，学生模写。至于第五先生的书艺如何，不得而知。于右任11岁“随伯母迁回三原东关”从名塾师毛班香先生读书时得“太夫子汉诗先生”为毛班香代课。
“太夫子又喜作草书。其所写的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能写一两个，但是现在已记不得了。”将一个字写出多种仪态本不是多难的事，但所表露的书法观念却正是中国书法否定“一字万同”的具体实践。求变、求新、求多样化、求个性表达是研习书法最可宝贵之精神。少年于右任受到这样良好的影响应当是极有益的，他在写后来《牧羊儿自述》时对此念念不忘，便是明证。于右任于17岁“以案首入学”，被称为“西北奇才”，曾先后就读关中三大书院(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并为文一反八股陋习，“祗重说理，不尚辞藻”。
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于右任书法初习赵孟?，后转攻魏碑，以篆、隶、草法入行楷，自立风范，神韵超迈。1931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整理古代草书。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这书影响深远。
于右任既致力于搜集、保护古代书法遗迹，更潜心于书法、书理之研究。他“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于右任推崇北魏楷书中的“尚武”之思，以为，书虽小道，国魂所系。从1906年到1932年《右任墨缘》出版，这是于右任以诗文著称于世的27年，是其书法由“集字”到创造“我法”的大转变时期。此时期的行书，无论其气势之恢宏，笔力之雄健，新理异趣之追求，笔法、结字变化之多样更是“入帖”而能“出帖”之典范。于右任的行楷书，有着对“中和”之美的美学观念的突破。有异于前人的“于法”，堪称一代书法革新之杰作。于右任的书法充满了雄浑冲淡的神韵，中锋“活笔”的妙趣、简净险绝的体势、豪放潇洒的意象。新加坡国宝级书画大师潘受诗称“关西大汉美髯于，大笔如虹吐湛卢”，又说：“于髯公大气磅礴，固当冠冕一代。”专业书法家王道云更是点评：“平心而论，20世纪书法若硬行排座次，于右任当坐第一把交椅。”
曾提倡草书标准化
书法家王道云在其著作中探讨于右任书法，前者指出：“于右任30年代提倡的草书标准化，力图使草书的艺术性与实用性结合起来，把草书从神秘莫测的玄宫中普及到民众中去。善意之举，违背了草书赖以生存的土壤。草书一旦走出自身的玄宫，标准到用笔、结构、情感变化的统一，也就失去了其艺术发展的空间，于右任此举失败了。”
王道云认为于右任的书法顾盼生姿，气、势、意无不相连。但说到细节，“有时候用笔过于随意了”。不过王道云还是盛赞：“平心而论，20世纪书法若硬行排座次，于右任当坐第一把交椅。”
有另一个说法关于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传统草书往往一字多形，许多字法同时都是正确的，于右任试图用“标准”规定了“一字”只有“一法”，实际上限制了草书的扩张，也排斥了“一字”之外的“多法”，成了一个新的教条和框框。
“小处不可随便”与“不可随处小便”
有书法研究者撰文：有一次，于右任在家中宴客，酒后作书分赠宾客。有位客人已求得了一幅，还要再求一幅，于嗔其贪得无厌，信笔在纸上挥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弄得此公啼笑皆非，受之无用，却之不恭。当时，被人称为“三原才子”的监察院的秘书长王陆一在旁，见到这位客人一副窘态，立即为之解围。他把客人拉到一边，给对方出主意。可以把这六个字拆开来装裱，成为一句格言：“小处不可随便”。经过这样处理，不但天衣无缝，而且富有哲理，连于右任听了也拍案叫绝，一时传为书坛佳话。
当然，这个传闻也有其他的版本。一个版本是于右任在一位朋友家喝得大醉，借着酒兴，便挥笔写了六个大字??不可随处小便。朋友一看很是费解，于右任酒醒之后看见这六个大字，吓得要命：“我好像没有乱小便啊，这谁写的……”还有一个版本是：于右任看见员工随处小便，提笔写下“不可随处小便”公告张贴，因墨宝珍贵，被人拿去珍藏。又因于右任标准草书字字可分离，后人重组成“小处不可随便”。
逸事
不侍新权贵
于右任虽为一代“草圣”，对别人求字，不论是政坛名流，还是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几乎是来者不拒，但对某些不齿为伍的权贵却除外。1930年于右任在上海时，杨杏佛拿来了宋子文一把很名贵的绢面扇，请于为宋题诗，于置之不理，并令杨杏佛将扇面拿走，说：“我不侍候这些新权贵！”
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于右任设宴款待，二人相谈甚欢。席间，于力赞毛的《沁园春?雪》，对诗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大为赞赏。毛谦虚地说：“我那首诗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三十年后补一字
晚年，居住在台湾的于右任非常想念故乡。1958年，年已八旬的于右任看到一幅多年前到南京拜谒中山陵墓时与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合作的《岁寒三友图》。面对这幅字画，于右任发现当年为这幅画题诗时竟将最后一句“无聊来写此时情”的“时”字漏掉了。于是，于右任提笔在画上补写了一个“时”字，并增题了两首诗。
后来，北京媒体转载了于右任先生增题的这两首诗，引起了于右任在大陆的许多老友的关注。何香凝以《遥念台湾》诗答于右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