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李霞生被蓬勃而兴的国画热吸引到北平，此后，尽管他命运坎坷，长期生活艰难，却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翻拍资料图片
引子
“李霞生与齐白石‘合作’了不少画。上齐白石的课，他故意弄出点差错，齐白石看了忍不住：‘咦！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连忙铺纸递笔，齐白石就动手示范，在他的画纸上画了起来。
“有一次画得极出色，齐白石忍不住想带走，李霞生伸手拦住：‘老师，这是我的画。’跟着齐白石学了两三年，他存了不少这样的画。
“后来穷困潦倒，回新乡县小块村老家种地，他的文盲媳妇不知道这些画的珍贵，掺着碎布，一层层糊在门板上，做成袼褙纳鞋底了……”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中原工学院图书馆馆长张怀涛讲了上面那个故事。那些齐白石作品的得来和失去，让人啼笑皆非，过耳不忘。
怀涛兄曾与这位李霞生有过数面之缘。1982年，他刚从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去新乡县文化馆探望女友，见文化馆有一位老农，“大裆裤，对襟袄，干瘦，晒得黑黝黝的”，人们却对他十分尊敬，文化馆领导也待之如上宾。后来他知道这就是李霞生，被请到文化馆办培训班的。
张馆长的故事，唤起了在座几位朋友的记忆。宏承号品牌管理机构的郭力、中原工学院的吴志恩都知道这位李霞生，志恩的专业就是国画，识见广博；郭力则出身新乡望族，他祖父郭文煊与李霞生是莫逆之交，他自己也曾为李霞生拍摄过专题片。经几位朋友引荐，我又前往新乡，采访到了李霞生的故旧冯广滨、潘长顺、郭刚庆等人，与李霞生曾经的朋友圈有了交集，这位画家和他周围的“文化生态群落”，十分耐人寻味。这段采访经历，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窥见了丰富多彩的国画世界，回望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师辈出、风光无限的国画黄金时代。
突遭变故 新乡青年出奔北平
李霞生原名李近臣，1909年生于新乡县大块镇小块村一个小康之家。他幼年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13岁入读新乡县高等小学堂，当时新乡县没有中学，高等小学也仅此一家，该县后来外出读书的人，大多曾就读于这所小学，在此形成的同学圈子，对彼此有着深远的影响。
1924年，李霞生高小毕业，他与堂兄李九臣一起前往汲县考学。清末民初，汲县教育家李敏修创办了较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使该县成为豫北教育重镇。弟兄俩都没能考取心仪的学校，李九臣上了私立淇泉中学，李霞生则返回家乡，一年后新乡师范讲习所招生，他考入该校上学。
1926年秋季，李九臣返回新乡县，在外面的两年，这位年轻人有巨大的变化，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他兼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两个身份。回到家乡后，他领头成立国民党新乡县党部，又在师范讲习所中开展工作，吸纳张丕振、傅德明等人为共青团员。而李霞生则被他发展为国民党员，进入新乡县国民党党部工作。
北伐战争胜利后，国共分裂，李九臣等人转入地下工作。这时新乡县师范讲习所第一届学生已毕业，乡村小学多了起来，李九臣等人分散到各学校任教，他们定期开会，传递信息，到附近村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互相呼应，一时颇有声势。
1928年秋，中共地下党汲县交通员被捕后叛变，汲县党团组织惨遭破坏，不少人被捕入狱。李九臣等人在新乡难以立足，只好抛下工作、家庭，集体前往北平避难。为躲避追捕，李九臣改名李毅之，考入北大读书，并成为职业革命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新乡组织抗日武装，后来成为新乡市第一任市长、湖南农林厅书记、湖南农学院首任院长，曾入选河南省“6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这次意外变故，却改变了张丕振的命运，他被北平蓬勃的国画热吸引，于1929年考入北平京华美专国画系求学，成为齐白石等大师的得意弟子。
京华美专荟萃名师
京华美专的校址在中南海西畔，学校不大，名头也只是“美术专科学校”，但却大家云集，耀人眼目。因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国画都是大师辈出、巨星荟萃的。
当年张大千被徐悲鸿推为“五百年来第一人”时，曾表示愧不敢当：“我山水画不过溥心畲、吴湖帆、郑午昌、黄君璧；花卉翎毛我画不过于非?、汪慎生、谢稚柳；人物仕女，我画不过徐燕荪。还有李可染画《达摩渡江图》，就比我画得好；兰竹荷花我画不过王个?、郑曼青和唐云；至于画马，则首推徐悲鸿。而且在上还有老一辈的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他们都远比我高，我怎当得起‘五百年来第一人’之称？”
张大千提到的齐白石，和画花卉翎毛的于非阍、画人物的徐燕荪，当时都在京华美专执教。此外，该校教师李鹤畴、赵梦珠、吴镜汀、邱石冥、王君异、李苦禅等也都各有绝技在身，名震画坛数十年。
美术史家林木先生，将国画当时的盛况归因于国学复兴热潮。
自鸦片战争之后，崇尚西方、否定传统的倾向在中国持续了100多年，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却产生了一个中国文化人普遍回归民族传统的现象。由此催生了国画的一个黄金时代。
1918年底，梁启超率领张君劢、丁文江等人组成的半官方“巴黎和会观察团”赴欧洲，拜访欧洲有影响的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等，希望直接向这些欧洲文化精英请教。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一次大战后的欧洲正在反思之中，他们认为那次世界大战宣告了欧洲文明的破产，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遗产中获得一种智慧，来纠正自己文明中的缺失。
回国后，深受震动的梁启超等人撰文向国人介绍那些欧洲学者的观点，在国内产生巨大的震撼。
1920年~1921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前来中国巡回演讲，也大力贬低西方文化、盛赞中国文明：“余之赴华，原为教授，然居华愈久，余之教授华人之意念愈灭，而觉余所当学自彼辈者愈多……凡珍视智与美，或仅愿享和平之生活者，咸乐居中国，以此三者为中国所重视，而较诸在彼扰攘错乱之西方为易得也。”
如此，回归民族文化之风逐渐兴起。如创造社作家郑伯奇在1924年所说：“新思想与白话文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连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都在用实验主义整理国故”，而梁启超等学者，更是“舍弃了其他的事业而钻到旧纸堆里”，于是，“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就这样兴起来”。
在这种回望传统的思潮中，曾被搞得灰头土脸的“国粹画”、“国画”，又逐渐地抬头。倡导传统的声音开始响亮起来，代表人物为陈师曾、刘海粟等。
陈师曾即陈衡恪，清末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之兄。陈师曾原本也“主张学习西方科学之美术以变革中国落后的美术传统”，但在二十年代兴起的思潮中，他最先对中国传统美术做出了高度的肯定，举起了回归传统的旗帜。
1921年，陈师曾先后发表《中国画是进步的》、《文人画之价值》等文章，推重“首重精神，不贵形似”的文人画，并以当时西方正在兴起的“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为例，得出了当时惊世骇俗的结论：“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
陈师曾出身名门，学识深厚，为人坦荡，是北平画坛领袖，他的言论，对国画的复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2年，以“挽救国粹之沉沦”为宗旨的“上海书画会”成立，随后，“西泠绘画社”、“古美术保存会”、“寒之友画会”等先后成立，国画创作遂进入一个黄金时期。
在京华美专的诸多教师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齐白石。齐白石在陈师曾劝说下，年近六旬时“衰年变法”，艺术水准大为提升。张丕振进入京华美专后，深得齐白石喜爱，画技突飞猛进，一年后，他回乡省亲，在昔日同学面前展示自己的画作，顿时羡煞了一个人??昔日与他不相上下的李霞生。
李霞生被堂兄李九臣安排在新乡县国民党党部，国民党清党时，他因共产党嫌疑被开除党籍，仓皇逃到大召营小学当老师，一度与张丕振等人失去了联系。他在私塾、小学、师范讲习所都与张丕振同学，两人都爱绘画，一向谁也不服谁。如今看到张丕振在京华美专的作品，大为羡慕，张丕振又跟他讲起学校那些高人，更让他耳热心动，遂辞去工作，与张丕振同赴北平。经过考试，他如愿成为京华美专国画系的插班生，与张丕振同班，从此得以师从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一批国画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