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是画家中的大画家,不是百姓眼中的大画家!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这就是画家的艺术符号,而关良的符号就是“孙悟空”!。
前些日子去一位画家朋友家里,话题总是离不开关良先生。他说关良是画家中的大画家,不是百姓眼中的大画家。我问为何这么说,他答道,一般人只知道徐悲鸿、齐白石,关良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不够高,自然少有人会有兴趣去了解。但凡提到关良,都会尊他为中国戏剧人物画的开山鼻祖。只可惜在当今社会,戏剧已经边缘化,流行的是快餐类的娱乐文化,普罗大众知道关良的寥寥无几。戏剧人物画鼻祖的提法太笼统,要想使天下人认识关良,还得为先生找一个令人一见就印象深刻的标志性的绘画符号??一个雅俗共赏的人物形象,既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又完全能代表关先生高超的绘画技法和意境。借此绘画符号来推广先生的戏画和其它题材作品,如此,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关良感兴趣,愿意去欣赏、研究他的作品。我想,这个标志性的符号就是他画的孙悟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关良由日本留学归来,上海成为了他工作、生活的中心。而1920?1940 年是京剧艺术的鼎盛时期,乃全国第一大剧种,拥有众多的戏迷、票友,看京剧是上海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关于孙悟空的戏俗称“猴戏”,非常受欢迎。郝振基、杨小楼、郑法祥、盖叫天、李万春等都有精彩的猴戏表演,只不过扮相和表演各有不同。想来关良先生一定也目睹过他们的舞台风采。郑法祥是南派猴戏的代表人物。他博采众长,大胆突破旧程式,创造新规范,其身法、手法、步法、棒法、筋斗乃至唱念、扮相皆与众不同。他演的孙悟空以气势取胜,追求在似与不似之间彰显神妙。1929 年,他在上海齐天舞台演出《西游记》,就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我认为,关良的孙悟空戏画创作受郑法祥表演的影响颇多,不过四十至五十年代并未见先生的大量猴戏作品。直到1961 年底,浙江绍剧团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演出,于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表演之后,他才真正开始创作了大量的以孙悟空为题材的戏画作品。而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表演之时,郭沫若先生连看六遍,并作诗一首: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选白骨累三遭。千刀万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毛泽东对此剧也大为赞赏,和诗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纵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孽又重来。这时的关良虽已退休,但仍担任上海画院画师。而画师是要交画作的,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他以毛泽东这首七律为题材创作了数幅孙悟空戏画作品。在如今艺术品市场上,常见到的关良有关西游记的作品,最早应是1964 年创作的。大部分都突出孙悟空棒打白骨精的场面,孙悟空猴眼圆睁、怒不可遏,手中金箍棒颤抖弯曲,砸向妖怪,观者似乎都能听到那千钧一棒发出的“呜呜”风声,不禁毛骨悚然。至于扛着钉耙的八戒、闭着眼一门心思念咒的唐僧,还有总是任劳任怨挑担的沙和尚,则被置于画面的次要位置,这就更加衬托出齐天大圣横扫一切的骇人气势。文革后期,先生也创作了其它的一些关于西游记题材的画作,如火焰山等。文革结束后,他更是反复创作“三打白骨精”。1979 年,叶圣陶先生为他题诗:不辞反覆绘三打,想见兴怀玉宇清。石窟飞天堪媲美,如斯艺事倍精英。在戏画上,关良是删繁就简的高手,在后来的这类作品里删去了八戒、唐僧与沙和尚,画面里只余孙悟空怒打白骨精。有人认为这些作品里的白骨精暗指江青,孙大圣棒打白骨精实在是大快人心!偶尔也见其1977 年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画面作了调整,整幅画面唐僧、沙和尚、猪八戒占了主要位置,孙悟空腾空而起,在画面一角追打白骨精。猪八戒跨步招手,仿佛在喊“猴哥,快回来”, 憨态可掬;唐僧恍若无人端坐于白龙马上苦苦念经;沙和尚挑着担子快步跟上,似乎并不担心大师兄会否失手。整个画面趣味愈发浓郁了。中国四大名著给了关良先生取之不尽的绘画题材,他创造的孙悟空形象集绘画的精气神于一体,是普通百姓心目中勇于担当责任、扫除邪恶、维护公平的正义使者,放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可谓“火眼金睛辨是非,棒扫尘世万里埃”。关良先生的孙悟空应该是他最鲜明的艺术符号,只要关注和喜欢关良作品的朋友多加宣传,它必将为普罗大众所熟悉和喜爱,和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等一样使人过目不忘,深入人心、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