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王世襄从日本帝国大学等处追回了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的古籍百余箱，“这是唯一成功的追索”。参与编写《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谢辰生感喟。而《目录》中的文物，只是中国流失文物的冰山一角。
《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以16开本，9卷三大册收录了15245件中国文物。但《目录》只有文字记录，未有配图。
■ 66年后《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出版
■ 15245件被掠中国文物在册
“这套书的出版给我一个启发，对流失海外的文物应当有个统筹计划，最好国家搞个文物普查，好好地把流散在外的文物建立个档案。我们永远保留收回的权力。” 日前，92岁的文保专家谢辰生，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
编制完成66年后，《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下称《目录》)终得出版，以16开本，9卷三大册收录了15245件中国文物。当时负责《目录》工作的5个人中，仅谢辰生一人在世。1946年的中国还曾打算以该《目录》为依据，向日本追索被掠夺的文物。
而据负责编辑出版此书的中西书局副总编徐忠良介绍说，此三大册目录有一个特点??只有文字，没有配图，许多文物的近况也无从得知。此外，他还提及，曾被追讨回来的放在台湾地区保存的文物并不在《目录》名单内。
《目录》中录有南宋梁楷《释迦出山图轴》，并标明：绢本设色，高三尺八寸九分，阔一尺七寸一分。此画现存于日本东京博物馆。9个月完成9卷本《目录》
谢辰生在北京的家，简单朴素，水泥地面，会客室就是他的卧室，靠窗是书桌，靠墙是单人床，但到处都是书。
谢辰生参与《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编写，是一个巧合。1946年，他随大哥、史学家谢国桢去上海，出席文物专家徐森玉的一个饭局时，郑振铎说起需要一个助手。徐森玉举荐了当年不过24岁的谢辰生，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参与他主持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编制工作。
编制《目录》，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让日本归还甲午战争以来在中国巧取豪夺的文物时能有所依据，由当时的教育部战时清理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组织编制，主编为委员兼办事处主任徐森玉，具体组织实施负责人是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而具体操作，除了谢辰生，尚有吴静安、程天赋，“草拟体例，从事编纂，九阅月而蒇事”。
开工后不久，吴、程二人因事先去，主要工作皆由谢辰生完成。他每天上午在郑振铎家工作，下午则去合众图书馆上班，以9个月的时间，到1946年底，9卷本的《目录》编制完成。
《目录》收录中国在甲午海战失败以后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因各种原因被劫夺到日本的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项、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大部分器物标出了高度、重量、口径尺寸、藏处以及所依据图谱的书名简称、页码。其统计办法，一是根据日本公、私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图谱、目录；二是参考中国学者如张政?等的研究著作。
编纂《目录》的参考书有122种，当时日本大量出版的各家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图谱、目录，在上海“孤岛时期”曾大量舶来中国。即便如此，收集过程在当时也属不易，谢辰生回忆，“当时合众图书馆所藏也就40来种书，其余的，是向各地其他图书馆、个人乃至书店求借的，抄完了再还回去。可以说是集中力量来抢救、存档，各个渠道全使用上了。”
除这些有案可稽的流失文物之外，目录还有附录一，列入收在朝鲜总督府博物馆的乐浪郡王墓、乐浪王光墓、乐浪土城等汉代重要出土文物；附录二则将日军侵华期间，日本多家考古单位、文化所等在中国境内的34次调查、发掘，“不能详知其所得古物及后来收藏何处”者列为一表。
当时谢辰生用复写纸抄录，共计8份，加上一份底稿，总共有9份《目录》。除了顾廷龙保管一份、合众图书馆收藏一份(后移交上海图书馆)，其余7份都上交有关部门。而谢辰生结束《目录》工作后，回到郑振铎家上班，关于目录的后续处理，他不得而知，在他看来，是“搁起来了”。
少4页48件文物抱憾出版
去年11月，中西书局副总编徐忠良拜访谢辰生时，意外得知有这样一套《目录》的存在。当即表示愿意影印出版。“这书终于有机会正式出版，我非常高兴，还主动说我可以写个前言。其实这书要没有徐忠良，恐怕就没了，他立功立大了。”92岁的谢辰生说。
实际上，在1981年，国家文物局将《目录》油印了100套，分送全国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设文博专业的大学用于存档。当时油印的起因是顾廷龙写信给谢辰生，告知他手头的《目录》因为年代久远，复写纸油墨褪色，恐将难以保存，要谢辰生向国家文物局反映，是否可油印若干部作保存之用。“当时(1981年)信里说，编这个书的人，活着的也就我们俩了，再不保存，接下去就没人知道还有这个事了。”谢辰生说。
之后，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即批准油印100部。“那时候搞油印的人也少了，找了研究室的于秀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印了出来。”谢辰生回忆。
但去年，徐忠良花了两三个月时间，找了七八家图书馆，都没有找到(油印)书。“上海图书馆显示有存目，但是找不到。我只好再回到谢老府上，请他帮忙看看国家文物局的资料室里有没有底本。”徐忠良说。
当时负责油印的于秀华业已过世，谢辰生在她家里找到一套油印本，但检查发现，缺少卷二69、70页，卷六的151、152页。徐忠良只得重新再找。“当时有朋友从日本归国，说曾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中见到此书。我非常感慨，中国人的伤痛记忆，在自己国内都找不到，反而在日本保存着。”但托人去早稻田大学寻书时，又不见了。而后，徐忠良查询到吉林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有此书，即请吉林的朋友前去借阅，结果也只是显示有存，而遍找不到。因此《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不得不以少4页48件文物抱憾出版。
“这次《目录》出版之后，上海图书馆表示顾廷龙先生的原版已经找到了，所以今后会再出增补全本，也会将目前缺失的4页发布在网上供读者查阅。”徐忠良说。
文物回归任重道远
抗战胜利之前的1945年4月，“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成立。据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欣淼介绍，当时“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军事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减少战区内文物的损失：一面编制战区内古迹文物的目录、地图及照片，防止轰炸时不必要的损失，一面则委托训练机关训练战地工作人员，搜集欧洲战场保存文物的实际资料，以备在登陆反攻时可以随军工作。当时的具体成果是：编制了中英文对照的10省市重要建筑目录计98页399项，照片176张，地图106幅。
是年12月“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任是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梁思成亦为4名副主任之一，委员皆为知名学者。
“清损会”的工作，一方面是统计抗战期间国内的文物破坏、损失情况。1946年底1947年初，根据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各地被日军劫掠和毁坏历史古迹741处，书画类15000多件，古器物类16000多件，碑帖类9300多件，珍稀书籍类300万册，杂件类60多万件。
在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外，“清损会”亦负责追回被劫掠文物以及接收敌伪图书文物。《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编纂工作正是向日本开展战争赔偿做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如顾廷龙在1981年内部油印本的跋中表示，“清损会”曾请外交部向远东顾问委员会及盟军驻日总部提出《追偿我国文物意见书》，提出日本交还、赔偿中国的文物，不应止于二战时限，而应自甲午以后算起。“凡为日本破坏或因日本军事行动损失之文物，则必须责令以同类或同等价值之实物赔偿，故除编制《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外，复编《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以为交涉之依据。”
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除了编撰《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京沪区，尚设有平津、粤港、武汉、东北4个区办事处。文物专家王世襄当时由梁思成推荐，成为平津区的助理代表，王在《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中称，当时他回收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此外，“清损会”还组织赴日调查团，调查中国在日各项文物。在1947年4月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结束报告》中称这次成功的追索“盟军驻日总部对收回文物规定甚严，而国内各方对于被劫之证件多不具备，致交涉每感困难”。而王世襄1947年从日本帝国大学等处追回了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的古籍106箱，被看做是不多的胜利。
1947年，王世襄从日本帝国大学等处追回了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的古籍106箱，其中有大量宋元版善本。而当时在上海负责接收的正是谢辰生。“那时候我们是战胜国，王世襄当时在日本负责战争索赔的文物这块，正好看见了，上面还有图章，那当然是我们的。日本刚刚败仗，也就老老实实全部交回来了。这是唯一成功的追索。”谢辰生感喟。
但徐忠良介绍，如同今天出版《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一样，日本在1969年也出版了这106箱古籍的目录。但因为当时材料所限，《目录》只有文字，没有配图，介绍也相对简略。
徐忠良介绍，目前国内也未有对此做专门的研究：“目录中显示收藏在公立博物馆的，应当变化不大，但是私人收藏的就不好说了。另外，目录中的15245件文物依据的都是出版的图录，还有更多的浩如烟海的个人收藏恐怕没有入内。我们需要各方力量，寻访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建立起这样的文物档案，为历史留下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