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熹奇，生于1948年11月，江西安福人。曾任第四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出版协会年画艺委会副主任、江西美术出版社编审。作品《祖国啊！母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艺术由来便有着两种不同方向的情感表述：一种是向外的，追索壮美而激切的历史精神；一种是向内的，寻求优美而澄静的诗性精神。后者倾向于感性的抒情，前者则以理性的叙事为胜。这两者都源于我们认知世界的真切情感，并无高下之别。
然而在中国绘画中，东方人强烈的诗性精神使得那种向内诉求、追求个体情感抒发的表现形式异常发达，而富于叙事精神的审美表达却备受冷落。这也正是在南北宗之争、院体与文人画之争中，出现北宗式微、文人画日渐兴盛的根本原因。从此，中国绘画中追求壮美表达的叙事精神日渐消匿。然而，即便在文人画精神几乎全面主导艺术审美观的中国画领域，也仍有一大批艺术家致力于传统叙事性绘画的恢复和重构。刘熹奇的创作便是如此。
刘熹奇的国画创作主要致力于人物画和山水画。与传统人物画相比，他的人物画在兼具多种表现形式优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一是继承了艺术的叙事精神。叙事性的作品强调崇高而理性的情感，通过象征性与纪念性的手法追求“寓教于艺”的表达。在中西绘画中，这种精神无一例外都有过精彩绝伦的表现，如西方的古典油画和中国的宗教绘画。然而在中国画中，这种叙事精神却早早地被艺术家们淡化了，追求超脱、批判与遗世精神的人物成为画中的主角，表现重要历史事件、感召普世道德、强调人文精神的人物却鲜有画家问津。刘熹奇的创作则直接继承了这种叙事精神。他画中的人物多取自重大历史事件或者某一领域中的代表性人物，如孙中山、毛泽东、齐白石等。这些人物或主导过历史的发展，或具独特的人格感召力，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追求，具有积极而强烈的现实意义。二是取法西画的写实精神。写实性是中西绘画都具备的，但中国画的写实性是建构于线与面的二维再现，而西画的写实性则建构于明暗、透视与生理解剖上的三维再现。显然，刘熹奇绘画的写实性源于后者。他的绘画启蒙于油画，技艺的锤炼也以油画为基础。从事国画创作以后，他着力于将油画中的写实技艺运用于国画创作，极大丰富了人物画的表现力。中西画法的结合早在上世纪初即有过较多的探索，任伯年、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等都曾是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然而前辈的取法多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国画写意的基础上结合少量西画技法的运用，塑造出更真实的人物形象。刘熹奇则与之相反。他以西画为创作根底，突出运用传统艺术的渲染法，以细密的局部渲染塑造出不同的明暗块面，表现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这样的成功融合，使他的人物画创作为中国人物画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与人物画偏怜豪杰的强烈倾向表现不同，刘熹奇的山水画创作虽然也有类似特点，但更多地体现了他的传统功底。他的山水画写实性强、构图严整、精于剪裁，既承传统也融新法，善于在小格局中彰显严密的气象而不以为闷塞，充满了强烈的理性色彩。风格上，他的山水画多取法于宋画。他以小品画为主要表现方式，将崇峻的气象与清刚的格调巧妙融于净洁有序的画面中，形成一种有趣的节奏感。构图上，他既能纯熟运用传统的“三远法”，又能灵活运用透视法，呼应衔接，起承转合，一一脉络可寻而处理得细腻准确，表现出画者高超的驾驭能力。技巧上，他仍以西画的明暗法和描线为主，虽不施传统的勾皴点染，但在表现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画家鲜明的艺术血脉。
中国绘画如同中国文化一样，“大一统”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主流以外的审美趣味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致使元代以来某些承接西风的国画创作仅露荷尖便斩绝无续。然而民国时期，中西结合或全面西化的绘画创作再次蓬勃而起。这一事实证明，艺术的表现必然多元。固守者自可闭囿一隅，取极致之美；创变者也无可扼阻，终续新篇。但技巧的融合只是创变的起始，精神与观念的融合才是创变的内在。在重塑中国绘画叙事精神的道路上，刘熹奇要走的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