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毕武英
2011年，孙炜以资深艺术媒体人的身份，带着多年积累的人脉和眼力，被新晋成立的盈时拍卖聘为高级顾问，并主导后者在2011年底的秋季大拍中，以10亿元的总成交额“一拍成名”。
然而，当坐在盈时宽敞的办公室中，孙炜还是喜欢和记者半打趣半认真地说：“我们仍是同行”。言语中是难以掩饰的对相伴数十年的传媒身份的深深眷恋。
这种眷恋，似乎随着盈时首场拍卖的落幕显得更加强烈。角色的转换，令孙炜从一个旁观者真正进入了拍卖公司的核心，当那些所谓拍卖公司的内幕从原来仅仅是一种耳闻，变成一件件真实的事件摊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孙炜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惫和无奈，他更加清晰地知道，拍卖公司决没有外界看上去那般风光，每一个深涉其中的人都有着太多的感慨和妥协。
“我是一个学者”
其实，在孙炜看来，媒体人也好，拍卖人也罢，都是自己另一个身份在职场中的实习体验，“我其实是一个学者，喜欢历史，更专注于人物传记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孙炜就职于人民政协报，由此接触到众多文化名人。郭秀仪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位著名爱国将领黄琪翔的夫人，孙炜当时了解的并不多，只是知道郭秀仪对北伐汀泗桥战役中有关黄琪翔的历史描述并不满意，通过全国政协希望找一个既研究历史又文笔出色的人还原黄琪翔在汀泗桥战役中的历史作用，孙炜被作为最佳人选推荐给了郭秀仪。通过频繁接触，孙炜发现，除了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副主席等头衔，郭秀仪竟然还是齐白石非常喜欢的入室女弟子，并拥有很多私人收藏品。本身就人文情怀浓厚的孙炜立即陷入了对郭秀仪以及其收藏生涯的研究中。2010年，在郭秀仪去世几年后，孙炜出版了《郭秀仪的艺术生涯》 ，他的学者身份逐渐清晰。
与此同时，对人物传记几近痴迷的孙炜，还接触到张宗宪、张宗宪的妹妹张永珍、郭修圃等众多收藏大家，和藏家熟络的关系，使得孙炜研究他们的收藏史显得更为便捷。系列名家收藏传记的出版计划已被孙炜一步步地实施着，带着诡秘的笑容，他向记者透露，自己的下一本传记将是一位令人出乎意料的重量级人物，然后还有几个人物的写作计划。
“艺术品一定升值是个伪命题”
虽然有着学者的思维模式，多年媒体人的职业身份还是磨就了孙炜敏锐的观察力。作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品市场重建后的第一批艺术领域媒体人，孙炜见证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每一轮波折，因此，当他针对日益盛行的“艺术品保值论”提出质疑的时候，具有足够的底气和依据。
2002年，孙炜的一位朋友请其帮忙策划成立一家拍卖公司，当时俄罗斯刚刚解体，经济情况不好，一些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人买回大量俄罗斯学院派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不乏列宾美院、巡回画派、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等重要名头。在孙炜的帮助下，该公司征集到一些艺术水准颇高的俄罗斯油画，“价格也很低”。没有料到的是，这些令艺术家和学者艳羡的作品在那场拍卖中大部分流拍。“我终于明白，好的作品如果不顺应市场需求，并不能卖个好价钱。”孙炜分析说，当时，具有俄罗斯情节的那批人大多没有经济能力购买，而有能力购买的，又对这些作品不感兴趣。审美和资本的偏差，终究会导致一些价格高的作品不一定具有艺术价值。
而这次失败的拍卖，也令孙炜开始留意起艺术品市场的变化周期。“周期不同，人们所关注的热点也不同。”孙炜说，上世纪70年代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一样在全世界“扫货”艺术品。他们对宋元时代老窑的东西很感兴趣，当时一只斗茶用的宋代兔毫盏，一般品相的需要四五万元人民币，好一点的十几万元人民币，某知名艺术品经纪人的一个客户就为这样一只兔毫盏和一位日本人竞价，“花了47万元人民币买了下来，这在当时可谓天价”。30年后，这位客户再次找到这位经纪人，想要出手这件兔毫盏，而此时的成交价仅为14万元人民币，这其中还不包括人民币贬值所带来的价格流失。
孙炜说，上世纪70年代，收藏东方文化最主流的三股力量，香港人，欧美人和台湾人并不看好当下流行的明清宫廷瓷器，“觉得华丽有余，典雅不足，缺乏历史的厚重感”。这时候的收藏主力看中的是具有高品位的老窑器物。“现在行情颠倒了，盈时今年拍出的那件一亿多元人民币的游春图瓶，在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苏富比(微博)卖出的时候仅15万元港币。人们对艺术品收藏目的和喜好的变化使得市场格局在30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投资艺术品一定会升值是一个伪命题。解释这种变化，孙炜认为，首先是现在的人对古文化修养远远不及前代，其次对皇家器物的追捧，背后隐藏着这个时代的某些特质??浮夸、虚荣。还有，人们收藏的目的由原来的个人陶冶情操变成了单纯投资赚钱。
采访结束时，孙炜意犹未尽地向记者展示了一套自己收藏的古代女子银饰，他说，除了人物传记，自己也对这些饰品有浓厚的兴趣，无关风雅，只为研究，这时的他，早已脱身于拍卖的商业氛围，回归到学者本色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