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寒芳、李凯)这是一瓶，确切说是挥发后只剩下半瓶琥珀色液体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盒盖已经腐蚀、封纸泛黄，显然已有相当年头。
它被台湾著名历史学者王晓波称为“国宝”，却并不在于陈年美酒之珍稀，而是因其背后醇厚的历史韵味。
这瓶产自STEWART＆SON DUNDEE公司的酒，源自1913年8月孙中山短暂访台时赠予抗日志士廖进平。在台北市南海路68号的“二二八纪念馆”，廖进平的长孙廖继斌摩挲着这瓶酒，向记者娓娓道来它背后台湾人民支持祖国革命的历史。
孙中山曾三度造访台湾。1913年8月，他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后于赴日本途中抵台。由于受到日本军警的监控，孙中山只逗留了10个小时，但仍秘密会见翁俊明、蒋渭水、罗福星、廖进平等抗日志士。
“当时祖父带去了曾祖父和中部士绅募集的6万日元交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之资。身无长物的中山先生回赠一瓶酒给蒋渭水，一瓶给祖父作为纪念。”廖继斌说，中山先生还亲手给祖父写了一张收款回执。
蒋渭水很快喝光了酒，廖进平却把这瓶酒视若珍宝，锁在家中金库。
关于亲手接过这瓶酒的廖进平，廖继斌的父亲廖德政在回忆录中写道：他1895年7月17日出生于台中厅葫芦墩区拣东上堡大社庄(现台中县神冈乡大社村)，那一年，台湾割让给日本。
廖家是当地世家望族。在廖氏族人的眼中，廖进平被认为具有“不羁反叛”的基因。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选择了并不安逸的生活。他在日据时代集社台湾文化协会，组建抗日组织台湾民众党“为受难同胞争取自由与尊严”，屡遭日本军警逮捕。
“我19岁前往日本留学前，对父亲最深的印象是被抓入监。最长的拘留时间是29天。”廖德政回忆。
经历日据时代残酷斗争的廖进平，欢欣鼓舞地迎接了台湾光复，却在光复后的两年，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罹难。
1947年在岛内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同胞反对当时专制、腐败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期间一些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遭到屠杀。
廖继斌说：“那时军统宪兵到我家查抄东西，中山先生写的收据被没收了。”
弥足珍贵的威士忌则逃过一劫。廖进平在被捕时仿佛已有预感会遭遇不测。他托人带回金库钥匙和两句话：“让二姐(指廖进平二女儿)嫁人，不要等我回来，把金库里的那瓶酒取出来好好收藏。”
沉寂了近一甲子后，直到2005年“二二八事件”58周年纪念日时，这瓶酒才重见天日。在纪念典礼上，廖德政、廖德雄拿着父亲廖进平的遗像，对前来祭悼追思的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表示，等“新文化运动馆”建设完成，将这瓶酒无偿赠送典藏。
廖继斌说，马英九深受感动，他在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后的多次场合，都提到这瓶酒，说明孙中山、国民党与台湾的渊源。
筹建“新文化运动馆”的用意是纪念日本高压统治下，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湾仁人志士传播现代思潮、从事非武装抗日的这一段历程。
“台北市政府曾经花100万台币从日本人手中买了蒋渭水的葬礼录像。有人说这瓶酒也应该卖大价钱。我说这是祖先的卖命酒，卖掉太丢人了。”廖继斌说，这瓶酒的历史价值是无价的。
同样无偿却无价的，还有廖家向大陆赠送的一面“旗飘三星向主义”，这面旗帜上的三颗星代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台湾民众党领导人之一蒋渭水逝世时，覆盖的旗帜有两面，除了这面党旗外，另一面是当时的中国国旗。
廖继斌回忆说，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曾到台湾去收集台湾同胞抗日的文物，向廖德雄说起抗战纪念馆可以不惜代价收藏这面旗时，廖德雄分文未取就捐了出来。
居中联系的王晓波深情地回忆说：“廖德雄当时表示‘这面党旗，应该让它回到祖国！’”
在“二二八纪念馆”，记者用一个下午时间听完这瓶穿越近百年时光威士忌的传奇，离别时夕阳透过窗纱映照在酒瓶上，折射出黄金般的耀眼光泽。指尖触摸这瓶廖家的“传家宝”，仿佛感受到中山先生的温度，感受到当年的台北御成町梅屋敷酒馆，18岁的热血青年廖进平接过这瓶酒时的激动心情。
它不仅是廖家的“传家宝”，也是见证一个伟人和一座宝岛深厚渊源，见证两岸同仇敌忾抗日、复兴中华的“传家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