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诗丹顿全球行政总裁Juan-Carlos Torres
本报记者 夏叶
在欧洲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古老制表品牌并不鲜见，难得的是经历过数个政治动乱、经济危机和产业洗牌后，260年来从未中断过制表生产的企业。这也是为何江诗丹顿位于日内瓦市中心的总部至今收藏着创始人Jean-Marc Vacheron制造的第一款腕表。即使一块1880(型号)的机芯你都能在品牌浩大的档案馆中找到它诞生、制作以及有关维修的一切技术细节。“很多人都说江诗丹顿的腕表是天价。但是如果你把这块腕表的价格除以200年并不贵，因为它的生命可以存活200年。”为品牌效力30多年的江诗丹顿全球行政总裁陶睿思先生(Mr. Juan-Carlos Torres)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真诚而细致地道出了瑞士高级制表文明中的“平衡学”。
上市企业与“家族感”并存
如果说欧洲仅剩的家族品牌们还在奋力抵抗大集团并购、外族股东偷偷增加持股比例是因为不愿上市企业影响百年品牌世家的“家族化”经营理念和传统，那么当初江诗丹顿在被历峰集团收购后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吗？Juan-Carlos Torres为我们给出了最直白的答案：江诗丹顿的跳槽率是整个历峰集团最低的。“我是1981年加盟江诗丹顿的，那时候全公司只有55名制表师，现在则变成了300位。历峰集团收购江诗丹顿前后，制表师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就像一个大家族，我们的父母官就是历峰集团、兄弟姐妹有伯爵、梵克雅宝、卡地亚等等。家族里头，每个儿子都有不同的志向：一些要当医生，一些要当清洁工，一些要当宗教人士。每次家长跟我们交流时都会说你有什么志向、想往哪个方向发展。父亲从来不会在儿子晚上下班回家时问他今天挣了多少钱？把一半给我吧？从来不是这样。他只会说你挣得不错嘛，去买一套新衣服吧，这样你会有更好的前途。我们确实是一个上市公司，但是我们是一个奢侈品行业的上市公司。奢侈品是很脆弱的。在江诗丹顿我们成立了一个员工委员会，大家曾经花了三天时间去思考、开会，就是为了如何将员工餐厅的面条价格降下来(质量不变)。”
没有功利心的“限量版”
最让媒体头痛的问题通常都来自于每年各大腕表品牌针对中国生肖年份特别定制推出的各种“龙表”、“蛇表”、“虎表”……不少高级腕表品牌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消费者的讨好之意，一方面又虚报限量版的数目或把本该销往其他国家的畅销表款优先卖给中国VIP客户，十足的短视与功利心。在“限量”已然沦为营销口号后，真正产量少的世家品牌反而不以此做文章。“江诗丹顿的产量是根据我们旗下拥有的制表师数目而定。只要知道现在制表师人数后，我们就知道今年可以生产多少枚腕表。所以你拥有多少双手就能做多少只表。定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制表师花在这款表上的工作时间，即工时总数。比如说我手上戴的这块表可能需要三到四个月时间；陀飞轮或者三问表，耗时需要六个月到一年。此外腕表里零件的数目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江诗丹顿最小的机芯就有一百个零件。而Tour de l’Ile腕表的组件数目则高达950到1000个。最后再看钻石的多寡。”面对中国市场对“限量”概念的趋之若鹜，Juan-Carlos Torres表现出少见的冷静。“其实之前我们最大的难点就是要正确的对待中国，你知道品牌每年销售的腕表数量并不多。两年前我们完全可以把江诗丹顿所生产的腕表都销售到中国，进军内地市场。但我们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老客户的情谊在。比如说意大利客户，他说我已经连续三十年订购江诗丹顿了。你现在出一个新品，只把它销到中国，那是不对的。品牌要平衡这种新老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销售到中国的腕表数量并不多的原因。”
用中式哲学来设计腕表
Juan-Carlos Torres用了一个非常富有东方色彩的价值理念来诠释江诗丹顿的设计哲学：“平衡”。“这个平衡归结为三个要素：外观设计、技术和装饰的品质。也就是说这三者不能有任何一项强于其他一项。比如说设计不能超过技术，而技术不能超过精工，反之亦然。如果设计超过了技术，那么它就成为一种时尚的产品。如果技术太强了，那么它就成为一个纯技术的产品，没有了灵魂。”他的理念与品牌产品研发部艺术总监Chris⁃tian Selmoni不谋而合。他们一致认为具备高审美的世界主义者终究会欣赏这种“平衡”之美。(编辑 夏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