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骇客”系列
“艺术骇客”系列
刘勃麟的“隐形”系列已经持续了10年
刘勃麟的“隐形”系列已经持续了10年刘勃麟被称为中国艺术界最知名的隐形人，他让自己的身体如同变色龙一般隐藏于环境，从而凸显个体被无视的窘境，试图挑明人与环境、现实的冲突。
10年来，“城市迷彩”系列让刘勃麟隐形于或日常或奇观的环境中，而他本人，则愈加华丽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以隐身的创作形式，但却得到高度关注和诸多曝光机会，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日前，刘勃麟的新个展“光和眼睛的距离”在上海MD画廊开幕。个展呈现了他的新一季隐形系列，试图表达“网络时代语境下的针对国家权力虚拟化的思考”，采用图像游戏手法，通过“黑客技术对互联网上的虚拟权威予以消解”。这一主题的呈现手段，用艺术家现场的口语解释更容易理解，“使用黑客技术，找了一个国外的黑客团队，让他们把网站的原图从后台拿下去，再把我的照片放上去”。作为“国家权力虚拟化载体”的8家国外
机构的官网，其主页上的高清晰照片被刘勃麟拷贝下来，打印之后作为背景，然后助手们帮忙涂抹颜料创作，让他如以往一样，隐身其中。
“(黑客团队)攻击网站(替换照片)，网站管理方发现之后会再把照片替换掉，有一种斗争在里边，很有意思。对方加固防火墙，我们再攻击，要反复进行。也有的网站直接关闭了，打不开了。”刘勃麟说。与照片一同呈现在展览上的，是被攻击的网站截图，刘勃麟的作品赫然嵌在其中。
新系列与此前创作的差别是，它们又被放回那些机构的官网，而且，照片中的他手里多了一盏发光的灯。“我原来一直把自己隐藏在环境里，让自己消失，呈现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标语、污染、食品安全等，到现在整整十年。一直想找一种方式突破自己。”刘勃麟说，隐形的系列要延续，但又要突破自己。于是，有了灯，也有了黑客加入。
在他看来，这一系列作品涉及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照片本身一旦进入国家的架构，就具有了某种权力。”而在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拍照的今天，权力的存在通过照片这一视觉形式的存在得到显现，“照片本身都是平等的，凭什么不能用我的？”刘勃麟通过照片的替换来质疑权力架构及其运作。
数不清的被割下的鲨鱼翅，废弃的呈现奇异色彩的工厂，政府会议现场……照片中环境的选取与环保、政治、城市等热门社会议题密切相关，但刘勃麟不认为自己涉入了政治议题，他认为自己表现的“是观念的问题，是站在人类的立场的思考”。
隐形系列的灵感最早源自刘勃麟的个人经历，离开学校后生活与创作际遇的困窘，让他的压抑和愤怒在2005年针对索家村拆迁而创作的隐形作品中得以宣泄。用他的话来说，“作为个体的主动消失，是一种自我保护。与其说是被消解还不如说是主动隐藏。”这种隐藏，在新个展中则转变为可以被视为更张扬的姿态。刘勃麟不认为现在的自己已经不再愤怒，“国家权力的虚拟化，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比如网络空间的管制，还是人的意志在起作用。”
对话刘勃麟：怀才不遇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第一财经：“光和眼睛的距离”系列中，照片中的这盏灯，以前似乎没有出现过？
刘勃麟：还真没有出现过。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圣经》里关于光的那句话，因为现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财经：是想说当下大家仍然生活在混沌或者说黑暗之中？
刘勃麟：差不多。
第一财经：照片中你的角色就很值得玩味，仿佛是一位光明使者。
刘勃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方式。前期我还有过盘腿的姿势，也有趴着的，但是到了创作的中期，我都是站着。这次我希望找一个动作来突破自己，觉得灯可以照亮世界，带来温暖。
第一财经：这个系列的每个作品，需要多少创作时间？
刘勃麟：准备这个展览的初期，我们做了大量的选择(网站和图片)的工作，大约70%的时间都在做这个工作，时间特别紧张。很多助手连夜赶工。
第一财经：是否曾有人认为你的这整个系列的创作是在制造一个奇观？形式感太强了，社会现实的表达上反而会有所削弱？你早期的创作与个人经验直接有关，比如索家村的拆迁。你做过关于下岗工人的系列，在本应归他们所有的环境里，这些工人反而成为消失的人。
刘勃麟：没有(人这么说过)。我想的就是照片本身，我更注重颜色本身。
个人在成长中，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国内了。最初创作是有感于环境对个人的压制，怀才不遇，有那种劲头。现在看来那个阶段过去了，有作品，也有地方展示。现在经常在国外做展览，与国外艺术家交流。我发现有很多非常“地方”的艺术家，他们什么也不管，只是把自己的创作做到最好。但这类艺术家只能代表他的国家，和全球没有关系。优秀的艺术家是全人类的，质疑的东西应该更广泛，能让更多人思考你的创作。互联网时代，怎么可以说自己是非常“地方”呢。
第一财经：视野的拓宽，会不会导致失去对具体、细微的事件和个体的关注？
刘勃麟：我关注群体，关注感触到的人、事件。同一件事面前，10个人有10个不同的观点，随着时间变化，每个人的观点也会有变化。创作的时候，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做的都是不得不做的。
第一财经：你的创作，初期有明显的介入社会的取向，但慢慢地形式和视角有改变。
刘勃麟：更开放，人文关怀比原来更宽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