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肖金
狗头金之争，终迎来结果。记者11日从新疆青河县国土部门获悉，该县一牧民捡到的狗头金鉴定结果还没出来，如果牧民愿意，政府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存放县博物馆，“若不想卖那他就自己保管着。”
狗头金的归属，犹如动了网民心中的“奶酪”。
公众关切之情可以理解，因为按照之前网上一些律师的说法，狗头金和以往各地出现的天价乌木一样，都属于国家所有，不上交就有违法的嫌疑。现在，对于新疆牧民捡到的这块狗头金，当地官员解释：因为矿产指的是地下物，这个(狗头金)是散落在表面的不属于矿产，再说也不是偷盗来的，不属于乱采乱挖来的，所以，还属于牧民所有。这样的结果，也算多少让大家得到点安慰吧。
一般来说，为了保护古生物、文物、矿产等特有资源，通过《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文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这样的法律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界定。对这些东西的保护，也是国际通行的法则。
有时候，就算一些“地下埋藏物”不属于文物、矿产，也不应该被随意采掘、占有。比如前面提到的天价乌木之争，据报道，“在四川彭州村民发现天价乌木后，2011年底至2012年底，四川全省的楠木滥伐案件比过去增加超过50%。由于对乌木的大规模滥伐滥采，导致当地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由于乌木埋藏较深，深藏几米或几十米的都有，大规模的滥采对河道、田地以及周围的生态环境都有重要影响，甚至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在这样的情况下，限制个人对乌木随意采掘，应该说无可厚非。当然，把村民偶然发现的乌木强行“收归国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限制”究竟合不合适，是另一回事。
如果说，通过法律明确了哪些东西是文物、哪些东西是矿产需要保护，哪些东西因为滥采会发生环境问题需要限制没有问题的话，现在很多跟资源保护无关的、模糊不清的无主物、埋藏物一律都归属国家所有，可能就让人无所适从了。在某种程度上说，狗头金的归属之争，其中固然有当下法律相关规定欠细化的原因，但很明显，民间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狗头金应该属于拾得者时，又不仅仅是源自对法律条款的“死磕”。在此前有关乌木、青铜剑等类似案例中，都曾出现过相似的民间舆论，这种公共情绪所对应的某种大众心理倒是更值得正视。
从法律上来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源于咱们《民法通则》第79条的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
这个法条，看似没问题，但在现实中却容易产生很荒诞的效应。用法律学者顾则徐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的话说：按照这一规定的字面形式，所有人不明的埋藏，隐藏着的所有垃圾物、有害物是否也都归国家所有？它们难道不是“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吗？总不能认为一切无价值、有害的物质归公民所有，而一切有价值、有利的物质就归国家所有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荒诞情形呢？这些年，从天价乌木之争，到公众舆论对狗头金归属问题的关切，我们都能看到“官民争利”的影子。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颁布《民法通则》时，当时咱们还是计划经济主导社会生活，在几乎所有财产都属于国家、集体的产权背景下，“官”与“民”即政府和个人之间，“争利”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但在越来越强调私权的今天，“官民争利”现象的频频出现，意味着这些年随着市场原则的确立，“私权”觉醒与原有法律之间的冲突也就被凸显出来了。
在尊重“私权”的立法原则下，对于无主物品，所有权“先占”原则，曾得到中国历朝律法与现代绝大多数国家立法的普遍承认，也完全符合人们基于日常经验所建立起来的理性与感受。比如说，拾荒就是大家日常都自觉认同的一种“先占”行为。不过，“先占”制度显然与无主物归国家所有相冲突，由于咱们现行的物权法没有涉及，于是，按法律，只要是“无主物”，都会掉入“国有”的箩筐。
所以说，虽然目前保护私人财产已被写入宪法，物权法也已出台，但客观而言，产权的保护现状仍旧未催生足够稳定的社会心理预期。比如，公共利益与公民财产之间的界限，依旧有待强化，可能导致公权与民争利的法律模糊地带仍旧存在。狗头金之类的归属权争议，不过是脱胎于这种产权保护状况下的尴尬现实。
个人偶然发现类似狗头金、乌木这样的情况，究竟“国家所有”是例外，还是“个人所有”是例外？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国家应该通过“列举”和“有限排除”的方式，界定在我国现行的产权制度下，国有与集体所有的财物的范围。对于那些国家与集体所有之外、又不属于他人所有的财物，应视为无主物，立法明确归“先占”者所有，让每个捡到从天而降“大宝贝”的梦想，都能找到合情合理又合法的现实归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