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机制币：宝浙“同治通宝”一文
袁世凯像一元银币金样币
唐像半圆银币
段洪刚编者按：6月25日，芷兰雅集艺术月谈第二十三讲邀请段洪刚先生主讲中国近代机制币的收藏。段洪刚，云南人，汉族，生于1972年。1993年开始收藏交流钱币。2000年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近代铜元，并于200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第一部专著《中国铜元分类研究》，该书获中国钱币学会第四届金泉奖银奖。其后陆续出版有《中国铜元谱》《铜元收藏与投资》《中国钱币大辞典-清编-铜元卷》《中国钱币大辞典-民国编-铜元卷》等书。为中国钱币学会、美国钱币学会会员，湖北钱币学会理事。2003年以来一直从事网络钱币交流事业，在网上参与历代古钱币、机制币的研究交流和论坛管理，为中国网络钱币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近代机制币在概念上是相当于古代钱币而言的，是指机器制造的钱币，在工艺上和古代的翻砂浇铸的钱币有严格区分。
中国近代机制币产生的背景
旧工艺的落后与新需求的矛盾，同时外国工艺与外国铸币的流通，客观上提供了新币产生的条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们不断成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与落后的生长力之间的矛盾。随着近代中国人口增多，商业贸易增多，特别是外国大量的商业机构、工厂、企业进入中国，一方面加深加重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工业的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下，用旧的翻砂浇铸的方式制造的钱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比如一个铸钱局一天只能生产1万枚铜钱，而这个地方一天的需求量可能超过10万枚。
在这种情况下，到了清朝晚期，连先秦、唐宋时期的铜钱都有人挖出来用。同时，外国工艺和外国铸币已经在中国流通了上百年，外国铸币的外观及不需要称量分割的特点已经受到了中国普通消费者特别是一些商业机构和市民阶层的接受和认可。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江苏、福建、广东等地，外国机制币已经成为民间交易使用的基本交换媒介。
在这个背景下，道光年间，1833年前后，在江苏任巡抚的林则徐最早提出中国应自行设计铸造机制银币。政府上层官僚的推动成为机制币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此外，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北方通货膨胀严重，全国大部分铸钱局赖以生产的“滇铜”因战争破坏而供应不足甚至长期无供应，制钱极端匮乏，全国民众的经济活动严重阻滞，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危及国家税收与社会稳定。货币危机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后满清朝野面对的最大危机。机制币的产生成为解决货币问题的必然选择。
云南东川地区的滇铜是铸造铜钱的最佳原材料，它延展性很强，经多次锤打、铸造也不碎裂，几乎占整个中国铸币供应铜材的70%。太平天国运动导致运输道路中断，大量铸钱局无法生产。这个问题从咸丰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光绪时期有过短暂恢复，但是供应量已经非常小了。但是老百姓不能不用币，因此咸丰朝以后，中国各地产生了大量的各种代用币，有的是用竹签做的，有的用铅、锡做。四川是受灾最严重的，因为几乎90%的铸币材料都来自云南。清朝末期的代用币最多的就是四川的铅钱。在上海这样现代化一点的城市里，甚至用邮票代替零钱流通。
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了，但是整个社会危机丝毫没有得到缓解。一方面老百姓无钱可用，一方面外国铸币仍然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市场，实施经济侵略，造成中国白银严重外流。在这种背景下，清朝政府下决心要铸造中国的新式钱币。但是以奕?、奕等当权贵族为代表的守旧派仍然顽固地认为祖宗的根基不能动。直到李鸿章和其兄李瀚章分别出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上书光绪皇帝力主铸造中国新式货币，才没有人阻止改革了。
在此之前，咸丰时期上海的民间商号曾仿照外国币，铸造过最早的银饼，用手工打制，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这些商号的经济运作。目前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中国机制方孔钱，是同治时期中国委托法国国家造币厂代铸的一枚“同治通宝”，但不是清政府正式下令制造的，没有正式批准发行，所以传世数量非常有限。
清代机制币
光绪十五年(1889年)前后，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正式开始铸造中国的机制币，建造了当时亚洲地区最大的造币厂，从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进口了整套的铸币设施，包括厂房的设计、制作、工厂的管理、模具的雕刻、设计的思路，全部仿制英国伯明翰造币厂。
广州造币厂铸造的“光绪元宝”，最初重七钱三分，要比在中国流通的其他很多外国币重一点。外国币的基本重量都是26.6－27克之间，约合库平银七钱二分。中国把自己铸造的银币铸得重一点，本来是希望取信于民，吸引老百姓使用，但是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七钱二分的重量，而且两者换算、找零都很不方便。这种不便利是造成第一批铸币没有得到流通的原因之一。
1890年，广州造币厂把机制银币币的重量重新改为标准重七钱二分，也就是全世界在中国流通的标准一元银币的重量，彻底跟世界接轨了。这样，中国机制币才由广东开始流通到全中国，全国部分省份也相继跟进，设厂铸造。于是新式银元很快成为全国普遍采用的主流货币。
清朝时期铸造的机制币材质上有金币、银币、铜币三种。
金币“光绪元宝”是成套的，有一两、五钱、一钱等不同的面值。但是当时中国已经国库空虚，没有实实在在的黄金做储备，无法实行金本位制，这一套金币也没有能够发行，仅存样币。
银币的种类很多。中国用银的传统非常长远，银子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货币和财富的体现。近代铸币，金币没有能够得到流通，但是银币畅通全国，各种商业活动基本上都是以银为最终结算标准，
除了银子之外，清代机制币最大宗、流通最广的是铜钱，就是用紫铜或黄铜铸造的铜币。在清代，铜币扮演的不仅仅是子币、零花钱的角色，它还具有结算或者是本位货币的地位，和银币并非标准的主辅关系，有时也是作为主币使用的。大宗交易有时候用铜元。铜元比银币晚出现，在银币流通了十多年以后，广东造币厂才开始造出了铜币。铜币主要是为了满足市面零星交换或者是普通商业需求，特别是为了替换已经日益衰落、供应不足的方孔钱、小铜钱，所以一面市就获得了全国各阶层、各地方的普遍欢迎，一枚标明“当制钱十文”的铜元在有的地方能够充当11文以上乃至15、16文制钱使用，远远超过面值。
除了紫铜、黄铜，还有一种白铜铸造的铜币，一般是作为样币。
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之前，清代的机制币都叫做“光绪元宝”或者“光绪通宝”，此后币名逐步改为“大清铜币”。
清代流通机制币的同时，各种各样的银元宝、金元宝、纸钞也在流通。此外，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银行纸币也在中国同时流通。清朝货币制度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机制币
在整个货币发展史上来说，民国比清代稍有进步，毕竟国民党政府北伐胜利以后，名义上已经统一了全国，货币政策做到了基本统一。但是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善，古代铜钱是不能流通了，外国纸钞、银锭等照样流通，这是国民党政府无法解决也无法根除的历史病根。更为混乱的是，各地军阀割据，各自为政，都想通过铸造钱币来牟利，导致民国时期产生了相当于清朝100倍的发钞量。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也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混乱、最多种多样的货币状况，一个省可能有一千种货币，有一百个发行货币的机构，钱庄有钱庄票，银行有银行票，在这些杂票之上，还有国民政府的四大银行的纸钞。金属币因为它本身的价值，是其中比较坚挺的。
民国时期铸造机制币的品种和材质比清代更多样化，有金、银、铜、镍、铝、陶等。
金币、银币、铜币
金币是每个国家、每个朝代都会象征性发行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袁大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机制银币)，是整个民国时期的国币，也是当时国家货币体系的主币，传世非常多。“袁大头”银币有一种金质样币，反面有英文“L.giorgi”字，乃是雕刻这枚金币的意大利雕刻师鲁尔智•乔治的签名。从清代到民国，中国钱币的钢模绝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雕刻的，少量由外国雕刻师指导培养的中国雕刻师雕刻。意大利雕刻师鲁尔智•乔治在中国近代机制币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是一个不能被历史遗忘的人物。
作为当时的国币，“袁大头”有很多品种。主要有民国三年、八年、九年、十年这四个年份；脸像有七分像、正面像等。在这四个年份之外的，基本上都是假的，不宜考虑。“袁大头”金币的样币传世量非常稀少，数目以个位计。除了“袁大头”，还有孙中山像、云南都督唐继尧的唐像、黎元洪像以及民国七年(1918年)造的徐世昌大总统像的金币，都属于纪念币性质，没有流通。中国近代唯一真正作为普通流通币铸造发行过的金币，是云南省在1916年护国战争胜利后铸造过的一批唐继尧像的金币。
民国时期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辅币，仍然是铜元，在很多贫穷偏远地方甚至成为民间交流的主要货币。铜元用得最多的是开国纪念币，主要由武昌、南京、安庆、天津等造币厂铸造。材质有紫铜、黄铜、白铜三种，其中紫铜币是主流，黄铜币偶尔有，白铜币是样币。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到1949年，大约铸造了500亿枚普通铜币。
镍币
镍用来造币是在民国中期以后，是为了取代铜币作为银币的辅币。因为铜在战争频繁的民国时期作为军工铸造的必须品而供不应求，其价值已经超过它作为货币的价值。比如铸造一枚十文面值的铜板，就需要以超过十文的价格去获得铜材，由此会带来严重的亏损。镍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而且当时政府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获得这种材料，铸成币以后，又是铜币的10倍面值。一块镍材和一块等重的铜材相比，铸镍币获利可能达到5倍，铸铜币却会亏本。因此，镍币应运而生，一方面是要取代铜币，另一方面是铸造者为了谋取暴利，不顾经济规律。
镍币一直伴随国民政府到1949年才最后退出流通，但是后期铸造量、流通量都不大，大量的镍币根本没有流通出去。因为它既不是银子，又不是铜，在老百姓眼中，它就不是钱，所以存世量较大。现在有的地方发现的镍币都是成仓库、原卷原封的。还有民国政府请奥地利代铸的几百万枚镍币，只有少量运回国做尝试性发行，其余都留在了奥地利。收藏的时候会碰到有的镍币反面写着字母“A”，就是奥地利皇家造币厂的标记。
铝币、陶币
铝是20世纪中期才被彻底分离出来的一种金属，在民国时是一种贵金属，接近白银的市价。当时用铝造币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政府为了以更轻便的材料来改革货币，获取经济利益的一个手段。但是铝币同样没有获得老百姓的认可，发行量也很小，市面上经常发现有大量是铸造后未发行的。
还有一种陶币，也叫铝镁币，是铝和镁两种金属的混合材质。20世纪30年代伪满洲时期在沈阳铸造过一批，因为当时整个满洲地区在日本统治之下，贵金属被掠夺殆尽，铜这样的贱金属也被日本人用来制造军火，因此金属材料在东北非常稀缺。它的发行量不小，面值分为1分和5分，小且轻，颜色偏红，收藏市场常见。世界上只有中国铸造过陶币。
混乱的近代铸币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大的城市都有造币厂。清政府的中央造币厂一直在天津，因为皇室贵族认为在北京办造币厂会影响龙脉。一直到民国时期，北京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造币工厂。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清代南京造币厂成为国民政府临时中央造币厂。
1933年，上海造币厂建设完毕，在美国的扶持下，正式确定其为国民党的中央造币厂。此外还有天津、南京、武汉、安庆、成都、重庆等几大造币中心，从这个时候开始，全国多数地方的铸币逐步走向统一，至少在形制、面值等方面维持了较长的时间，只是民国晚期才又再次混乱起来，但是历史已经不会再给旧制度新的机会了。
从清代到民国，货币发行铸造的多头管理、分散发行、到处开发客观上加速了国家经济的全面失控，最终崩溃。比如民国时期，虽然名义上由中央造币厂的分厂来铸造统一的国币，但是地方豪强、军阀的利益一大半是靠直接造币来获得的，因此依然各自造币。像甘肃，没有机器，就用古代的翻砂方法铸造钱币，这种币品质极为低劣，但在武力推广之下，照样在青海、甘肃地区流通，最终受害的是老百姓。所以，整个中国近代的铸币非常混乱，平民百姓饱受欺凌掠夺。
机制币的收藏趋势非常明朗
中国的钱币收藏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新兴起的，到1993年进入高速发展，到1997年，纪念币牛市崩溃连带很多炒纪念币的人倾家荡产、血本无归。从1996年到2001年的几年时间，中国钱币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发展。2002年以后，全国的钱币收藏突飞猛进。
机制币于1949年退出流通领域仅仅30年后，从1980年前后开始，它再次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这次的关注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的：收藏品。这时的机制币已经不再是父辈买油盐酱醋的现金，也不再是装在口袋里哐啷直响的零钱，而是一种财富的体现，一种文化的载体。
1991年6月美国加州的长滩，著名东方货币收藏家顾德曼收藏的“癸卯奉天省造光绪元宝库平银一两”背大坐龙银币，以18.7万美元的惊人价格成交，当时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这个价格是当时中国国内最高银币成交价格的十几倍以上！该币为台湾藏家获得。从此之后，百万级的价格保持了十几年。直到2000年之后，在中国国内的拍卖公司主导与推动之下，这个价格才再次被刷新，并最终于2007年春季由一枚民国十八年(1929年)铸造的“孙中山像背嘉禾图壹圆银币金质呈样试铸币”创下616万元的天价。这枚币被一个新加坡人买走，虽然收藏界对其真伪有争议，但创下的纪录无可争议。小小铜元也在2007年春季创下了60万元的最高纪录，随后在2010年秋季创下400多万元的纪录！有上千年收藏历史的古代钱币，也在2007年春拍中创下了134万元的最高纪录，但离机制币的第一个百万纪录已经过去了16年，而且是2010年之前唯一的一个百万纪录(2010年春季拍卖会上一枚三孔布成交价接近400万元)。综观机制币，百万纪录自1991年以来，公开报道的已经不下十几个。2010年秋季的香港拍卖会，一枚四川省造“当三十”铜元以400多万元人民币成交，成为机制币的一大新闻和价格趋势的一大高峰，充分预示了机制币的强劲上升势头。
从这些顶级钱币的成交行情来看，整个机制币收藏的趋势非常明朗，那就是不断地上升。机制币的涨幅在最近各个种类钱币里是最快最明显的。这其中银币是主流，铜币也在快速跟进。
机制币收藏为何如此火热
第一，中国近代机制币的铸造工艺与币面设计现代化，与外国接轨，具有钱币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无论是机器、厂房、管理，还是钱币本身的设计制造、设计方式、雕刻模具，中国近代机制币都有大量的西方文化的因素。有这些因素，就有跟外国技术和外国文化相接轨的切合点，因此它能够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在外国出版的中国钱币书籍中，研究最多、最有成果的就是机制币。现在国内研究中国的机制币还常常需要参考外国人的著作，因为当外国开始研究中国钱币的时候，我们还挣扎在温饱线上。
第二，机制币蕴含的文化价值与信息含量也是古钱无法比较的，也更容易获得年轻人和知识阶层的认同。
文化价值是指近代机制币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比如历史背景、图案设计的观念，和主政者、制造者的关系等等。比如说为什么河南省造的铜币中央有一个阴阳太极图案？而吉林省造的银币，有的是阴阳太极图案，有的是万年青的花篮图案，这种设计在全国或者全世界来看都是非常怪异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使用这些图案的确切的意图，也许和当时主政者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有关，也许和当地的风水观念有关。文字是机制币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信息要素。近代机制币上有汉字、满文、蒙古文、英文、德文、法文等文字，具备文化吸引力和研究价值。另外，近代机制币的图案丰富多彩，比如龙纹有各种形态，有的老态龙钟，有的翱翔九天，不同的形态是否具备某种特殊的含义，也是值得研究的。民国时期不再用龙纹图案，而改用嘉禾图，寓意以民生为本，和当时的治国理念是有关的。币面的各种旗帜图案也都有特殊的意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价值和信息要素，使中国近代机制币吸引了很多有心探究中国文化、钱币文化的人士。相比之下，古钱的历史价值可能比机制币要高，但文化要素却比较单调。外观上，机制币也比古钱显得干净清秀。
第三，机制币收藏有一定的标准化基础，也是吸引很多爱好者加入进来的要素之一。
机制币都是用现代化的机器统一铸造出来的，有一个标准。一个造铜币的模具大约能造30万枚，造银币的大约能造20万枚。在不换模具的情况下，每一枚钱币都是一样的。但古代钱币使用翻砂浇铸法，很容易变形，规范性很低。而同一批机制币至少在尺寸、重量上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有标准化基础，可以量化和数字化收藏。如果不符合这个标准，就要考虑真假了。
第四，机制币研究的兴盛促进了收藏。
最近十几年，机制币研究出了很多成果，客观上促进了机制币理论的兴起，同时带动了实物的收藏、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金银货币通览》，是20年来人们用得最多的参考书，对提升理论修养很有作用；而中华书局出版的段洪刚《中国铜元谱》更是机制币尤其是铜元爱好者案头必备。早期美国的著名钱币收藏家耿爱德(E.KANN)所著的《中国币图说汇考》，虽然没有中文译本，但重新印刷进入中国后，现在很多高端研究者、收藏者都在看。另外，香港、台湾地区出版的机制币研究书籍也逐步进入了内地。
第五，国内外拍卖公司与网络的发达促进了机制币的收藏。
中国嘉德、诚轩最近几年的钱币拍卖中，机制币始终占主打地位，即使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成交价一定领先。拍卖公司在集合人气、促进价格的透明化、公开化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是机制币收藏的一大功臣。网络方面，发展到今天，钱币天堂网站、古泉园地网站、中国机制币论坛网站都做得非常好，其中中国近代机制币的收藏、交易、研讨非常火爆。最近几年中国钱币学会出版的很多高端的钱币专著，有近三分之一是由钱币网站和网络高手、专家编著的。网络没有时空的限制，给收藏爱好者带来了极大的空前的便利，收藏人士一定要学会使用网络。
第六，机制币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期的数量与价格，也是收藏者数量激增的重要因素。
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算起，到1949年，中国近代机制币的铸造数量有一个大致的数目。河北师范大学的戴建兵教授曾通过整理新中国成立前的银行业、造币厂、报刊等资料，统计出铜元大约铸造了900亿枚，银币初步估计在100亿枚左右。但是古钱是找不到铸造量的记载的，不可预期性是古钱最大的问题。机制币不太像古钱常有大量的窖藏和地面出土的情况。
可预期的存量也使收藏者对机制币的价格和行情有信心。因为收藏数量基本透明，通过网站统计，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在收藏，大家心里有数，而且机制币的价格是和美国的行情挂钩的，著名的美国《克劳斯世界标准钱币目录》每年修订一次，会把所有机制币的价格做一个调整。连续20多年以来，中国机制币的国际大行情都在上升。至少，只要国家基本经济层面稳定，机制币收藏将会持续不断上升，至于升到什么程度，还无法预测。
提问环节
提问：哪些品种的中国近代机制币可能出现天价？
段洪刚：创纪录的品种应该是满清时期的机制银币和机制铜元。相比民国币，清代机制币有明显的优势。首先应该具有稀缺性，其次是知名度很高，一定是众所周知的那几枚，价格才会节节攀升。
提问：有专门的机制币鉴定结构吗？
段洪刚：世界上鉴定钱币的机构主要集中在美国，PCGS公司和NGC公司。因为曾经发生过以高仿品送到这些鉴定机构鉴定之后再向其索赔的事件，现在他们对鉴定中国币非常谨慎，PCGS公司已经把赔偿额从无限降低到最高1000美元。
至于国内，各地都有鉴定高手和大的钱商。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各地都偏向于认同本地的鉴定，群龙无首，其实是心态问题造成了分歧，反映出国内鉴定亟需一个第三方机构的出现以填补该领域的空白。
提问：您对入门级的机制币收藏者有什么建议？
段洪刚：首先要找几本可靠的内行的书，其次要掌握上网的技术，能够在网上做图片、交流。正确的书籍能够验证得到的信息是否可靠，再加上手上有一些恰当的实物，一定会在短期内获得实质性的提高，比自己小范围摸索快得多。
提问：拍卖会上出现假币的情况多吗？
段洪刚：拍卖会的假币每年都有，但是程度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有时候是古钱多，有时候是机制币多，而且很难根除。拍出去的假币怎么办？下次再送回来拍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应该说，假币不可避免，但是在钱币界共同的努力下，数量在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