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制造的汽车银币中，暗含省主席周西成的“西成”二字
在纸币上签名，是民国时期钞票防伪的手段之一，上图为孙中山在一种军钞上的签名
《中央日报》刊登了金水洪欲用假币换真钱的新闻
1931年7月12日，国民政府《中央日报》以《用假洋钱被发觉送警究办》为题，刊发了一篇短小的新闻。内容大意是，一个名叫金水洪的小伙子，到花牌楼一家小杂货铺，妄图偷龙转凤，以假换真，将手中的假币换成真币，结果被事主发觉，并被扭送警察局。那么，民国时期的假钞多不多，其流通货币有无防伪标志呢？
记者 张荣
旧闻新说
光天化日玩调包，小伙欲换假币被识破
1931年7月11日上午，花牌楼一家小杂货铺的老板贾世泉趴在柜台上，有点无聊地看着空荡荡的大街。刚刚十点，日头就火辣辣的，知了在树上聒噪地叫着，让人心烦意乱。看来今天没得生意做了。正想着，进来了一个小伙子，看衣服穿得挺周正，也是买东西的样子。贾世泉赶紧打起精神来。小伙子挑了半天，买了三块钱的生活用品，他掏出了一张五元的纸币。贾世泉心情顿时颇为愉快，哼着小调找了两元递给小伙子。小伙子将钱装进口袋后，忽然改口说，这些东西也不是特别满意。算了，不要了，老板你把钱退给我吧。说完，就从口袋里将刚刚放进去的两元钱拿了出来。让老板将五元钱还给他。
贾世泉警觉起来，虽然自己开的是个小杂货铺，但同时也在私下里做着钱币兑换生意，这个小伙子唱的这出戏也太没新意了。他接过小伙子递过来的钱，瞧了一眼，就看出了破绽??这哪里是自己刚刚找给他的钱？这分明是假钞！贾世泉不干了，骗谁不行，骗专门做钱币兑换的，今天要是不治治他，他这个招牌还要不要？贾世泉立即不动声色招来店里的伙计，一把摁住小伙子，然后将其押送到附近的警察局。
一审问，原来这个小伙子名叫金水洪，不求上进不务正业，专门用假钞去坑蒙别人，已经得手好几次了。没想到这次栽到行家手里了。
那么，民国时期的流通货币上有什么防伪标识呢？行家贾世泉又是如何辨出钞票的真伪的呢？
防伪有招
民国钱币多而乱，若无专业知识真难辨
柳州钱币学会钱币研究专家李良宁老师告诉记者，“近代中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是银两、银元、纸币并行，发行权散落在地方和民间，因此比较混乱。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和成本，流通货币的防伪问题一直都很少被考虑，只有少数地方政府在发行货币时采取了防伪措施。”
首先是银币，据李老师介绍，中国近代机制币的防伪方法，早期主要是采用翻铸法，方法简单成本低。也就是在机制币上铸制细小的特殊标记或暗记，致使伪造者采用翻铸法伪造时原币上细小的特殊标记无法达到清晰的程度，从而达到防止伪造的目的。如贵州省政府主席周西成主持造汽车银币时，其暗记就是在该币背图汽车下方的草丛中隐藏着“西成”二字。
此外，在钱币的边部增加一道滚齿花边的工序，使机制币边缘有一道细微的齿边或花纹，使伪币在翻铸时细齿或花纹难以达到清晰的程度。如江苏省造光绪元宝铜元就使用滚花边的方法进行防伪。还有一种防伪手段，就是在钱币的边缘开凹槽，可有效防止翻铸伪造。因为币的凹槽会使翻砂铸造伪币时的砂型模在起模时毁坏，使铸造成型的币难以达到完整的程度。
而纸币，早期的防伪措施就是由银行负责人亲笔签字。这种签名很难模仿。后来因纸币发行量过大，签名也只得依靠印刷而成。有时也将钞票印刷与签名印刷分在两地进行，以防疏漏。1934年时，由英商德纳罗公司承印中国银行天津一元、十元票两种，原拟抵津后再印签名，但在运输途中，全部一元票被身份不明之人抢走，抢钞者遂伪造了签名以冀混用，因墨色暗淡，字迹粗劣而被人识破。
还有的，就是在钞票上加盖各种各样的印章，比如抬头章、骑缝章、钱名章、年号章、据名章等多种，或方或圆，镌刻精巧细腻，难以伪造。不同的印章，有不同的作用，所盖的位置也有着各自的规律，有的假票就是通过对地名章位置的比较发现破绽的。
“但由于民国时期流通货币使用混乱，防伪措施少，很少有人能专业地辨别，除非跟钱打交道的机会特别多，有较专业的钱币知识和识别经验，比如，《中央日报》新闻里的那个杂货铺子的贾老板。”李良宁说。
“《中央日报》上报道的这则新闻不过是个小事情，这假币若是大量流到市面上，那影响可就大了去了。1911年上海‘辛亥光复’后，刚成立的军政府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上海师大的李铭教授说。
假币暗战
发行数月后被伪造，陈其美被迫停用“军钞”
1911年11月3日，上海“辛亥光复”，革命党人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主管上海军政府。军政府刚建立，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仅军饷一项，每天都需要支出三万元现洋。加上顽固敌对势力蓄意阻挠，导致上海海关的日常关税及大清银行滞留的巨额款项，无法被军政府追剿征用。这时，资深金融家、军政府财政总长沈缦云建议陈其美创办一家由军政府担保并委派监理的股份制华商银行，以发行短期军用钞票的方式，来应对当前之需。11月21日，中华银行成立开业并正式发行了“中华民国军用钞票”，“军钞”可以在上海所有华商银行间自由兑付。然而，数个月后，上海市面上就出现了伪造的“军钞”，引起了金融界的惊慌。军钞的信用动摇。陈其美立即指示，严查伪军钞的来历。
不久，浙江也发现了伪军钞。1912年5月21日，一名叫陈燮三的男子，在湖州用假钞购买物品，被当场识破。陈燮三交代说，他是受人指使，专门到湖州来使用伪军钞的，已经成功用了一千多元的伪钞了。之前，他在上海，已经与同伙使用了近二十万元的假钞。他们的头，就是隐居在上海英租界区钱业会馆对门的陈少春。
陈其美当即令人捉拿陈少春。因为陈少春住在英租界，因此，必须通知英租界内的捕房，和对方的“西探”一同执行捉拿人物。他们正好在路上与陈少春迎面而遇，陈被逮了个正着。一行人来到陈宅，正准备搜查，谁料陈少春竟然掏出了一本外国护照，声称自己是英国人，“西探”一见，立即表示要听取上司意见后再搜查，并要求“中探”拿到“领事签字”后再行搜查。屋漏偏逢连夜雨，恰逢当天是星期天，领事馆根本就无人上班，转天，待“中探”再度对陈少春住宅搜查时，里面的伪军钞早已被转移完毕。
为维护军政府的形象，稳定上海金融秩序，陈其美当机立断，立即将中华银行已经发行入市的军钞全部收兑，停止流通。
“假币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特殊时期，发行假币也成了政治斗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李铭告诉记者。
以牙还牙，国民政府发行假币“暗战”日伪政权
日军全面侵华后，为“以战养战”，采取了伪造中国法币的手段，大量用于国统区，掠夺战略物资，破坏法币的流通和信用。为此，日本除在国内设立了专门的制造假币的机构外，在沦陷区上海也设立了发行和印刷假币的机关“杉机关”。日伪使用假币较常用的手法，就是用每百元的假钞卖给不法商人60元法币，让他们到国统区抢购物资。
面对日伪大肆伪造、使用假币，国民党政府也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货币“暗战”。
1942年1月，戴笠向蒋介石建议说，“我们也应该主动出击，仿造敌人在沦陷区使用的流通货币，去沦陷区购买物资，以牙还牙。”蒋介石征询了英美方面的态度后，采纳了戴笠的意见。
经宋子文的接洽，美国一家专门印制钞票的印刷厂，在对敌伪钞票进行鉴定后，开始仿制。1943年春，重庆中国银行收到美国印制的第一批伪政权钞票，共计46包。蒋介石下令将其暂时存放在中国银行，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拨付使用。这些假伪钞，在蒋介石等人的口中，都被称为“特券”。
特券有5元面值的，也有10元面值的，总数在几千万元。除此之外，军统局为求时效，也在重庆建立了制造日本假币的造币厂，自印假钞运沦陷区使用。《戴笠其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当时戴笠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此后，深入敌占区抢购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
然而，“特券”在日伪沦陷区却不好用。为什么呢？
“因为‘特券’是在美国印刷的，美国印钞，哪怕知道印的是假币，也是纸张精良，再加上他们的印刷技术先进，使得假币比日伪政权使用的中储券精致许多。况且，真币因为发行时间长，品相破败，而‘特券’面貌崭新，所以引起了日伪中央银行的怀疑。经过鉴定，认定是国民党方面伪造的假币，遂下令各银行、银楼、商号等严加防范。”李铭分析说。为此，日伪政权还专门制订了条款，严惩持有假币者，规定，对特券的伪造者处以死刑及7年以上无期徒刑，收集、交付及运送者处以无期徒刑及5年以上徒刑，提供伪造场所者处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又以高额奖金鼓励民众告密检举，规定凡破获伪造机关者奖励10万元以上酬金，抓获贩卖特券者奖励5万元，检举使用特券者奖励3万元。
尽管这些恫吓措施有一定效果，但总体上看，来自“特券”的“暗战”还是成功的，据统计，不论在华中或是华北沦陷区，每一千元中，就有一元是特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