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以“荆山之玉”雕琢“传国玉玺”的说法影响深远，以至于民国政府1928年通过国民会议决议，公开寻找“荆山之玉”雕琢国玺。然而，民国政府最终寻到的“荆山之玉”是缅甸的翡翠玉和新疆的和田玉。这虽然不能说以政府的名义为“荆山之玉”盖棺定论，但起码印证了新疆和田玉与缅甸翡翠就是“真玉”。同时，“中华民国之玺”和“中国国民党之玺”以翡翠雕琢，表明在中华玉文化边缘游荡了数百年的缅甸翡翠首次登上了大雅之堂。
回顾历史，笔者惊讶地发现：在此前一个半世纪的清代嘉庆时期，嘉庆皇帝就用缅甸翡翠打造了他的系列印玺。嘉庆的这些翡翠印玺虽然还未被正式用作国玺，但已经清楚地表明：翡翠在距今200年前就已经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只是到了民国时期才正式上升为制作国玺玉料的地位。
专题撰文 吴聿立
嘉庆帝用翡翠
雕琢数枚宝玺
1929年，翡翠成为琢刻民国政府国玺的首选之材，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与国家政权发生了联系。这个历史事件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但从近年来不断跳出的翡翠玉玺来看，往前追溯150年，翡翠已经令一位皇帝痴迷了，这位皇帝就是嘉庆。
嘉庆皇帝不像他老子乾隆一样喜欢各色玉石，他更喜欢来自缅甸的玉??翡翠。不仅喜欢，他还用翡翠打造了自己的系列印玺。1820年嘉庆死后，这些翡翠宝玺一直储藏在圆明园的绮春园内。直到1860年的一天，让中国人蒙羞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武装到牙齿的英法侵略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遭到大规模抢劫和焚毁，绮春园里珍藏的珍宝也不翼而飞了。大约150年后，嘉庆皇帝的翡翠组玺??“御凤麟洲”和“水净沙明”、嘉庆绿色翡翠组玺“嘉庆御览之宝”和“嘉庆御笔之宝”、嘉庆白色翡翠连珠玺“嘉庆宸翰”和“几暇怡情”以及嘉庆白色翡翠御宝交龙钮灰玉玺“敷春堂宝”在海外陆续浮出水面，从而使我们得以一睹200年前的这六颗翡翠珍宝的风采。
这六枚印玺都是嘉庆皇帝用于鉴赏宫中艺术的藏印，其中的“嘉庆御笔之宝”则是嘉庆用来在其亲笔题跋的绘画及书法作品上盖印款识，加上翡翠本身就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所以它们近年来在国内国外的拍卖市场上价格也是高歌猛进，而绿色翡翠组玺“嘉庆御览之宝”和“嘉庆御笔之宝”更是拍出了7906万港币的天价。
嘉庆的这六颗翡翠印玺虽然还没有正式用作大清国国玺，但已经清楚地表明：翡翠在距今200年前就已经像寿山田黄石那样引起了皇帝的关注。
“凤麟洲”组玺
为绮春园而制
翡翠在十八世纪的中国还是非常稀有而且极少使用的玉材，嘉庆帝用它做印章有没有特殊的意义？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查阅清宫遗留下来的档案。幸运的是：清宫关于制作“凤麟洲”组玺的档案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了解当年制作这套组玺的详细情况。
故宫博物院郭福祥研究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有如下详细的记载：嘉庆十一年(1806年)，“正月二十五日，懋勤殿太监刘安庆来说：首领徐文交翡翠玉图章三方，各贴篆字本文，凤麟洲，随紫檀木匣一件，匣盖上贴楷字本文。传旨：着发往苏州交舒明阿照本文刻字，其匣盖上字并线道俱填金，得时送京，钦此。”
《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清楚地告诉我们：嘉庆帝翡翠宝玺中的“凤麟洲”组玺是1806年晋献的。该组宝玺雕刻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年初，正是圆明园绮春园凤麟洲景群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知道，绮春园为圆明三园之一，系嘉庆皇帝监造。嘉庆亲自写过一篇《绮春园记》，特别提到了其中景色十分迷人的“凤麟洲”：“园北平湖百顷，碧浪涵空，远印西山，近连太液，洲屿掩映，花木回环，殿宇五楹，高深明达，楣额曰凤麟洲。”
看来，“凤麟洲”组玺即是为纪念绮春园建成而专门刻制的，利用的是早先收存于宫内库房中已经做好但是还没有刻字的宝玺，加镌经过嘉庆皇帝钦定的印文，并指明由苏州织造所属的工匠进行刻字。就是说，“凤麟洲”组玺是“苏州工”。
组玺翡翠何时
进入清代宫廷？
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有关翡翠的很多历史谜题正得以破解。比如，2007年，中国科学院王春云博士发现：张德贵进士完成于1715年的碑记中的“翡翠”是中国最早的特指缅甸玉石的“翡翠”文字记载，当是海路贸易的产物；2011年，加州州立大学Laichen Sun博士对此还有不同看法，因为他认为倪蜕于1719年所著《滇小记》中记录的“翡翠”为最早的特指缅甸玉石的“翡翠”的文字记载，这当是陆路贸易的产物；2005年，杨伯达先生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档案中发现，“翡翠”之名最早的官方记载始见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杂录档？簿》第351号。当然，缅甸翡翠以别的名称进入中国的历史远早于清朝，尽管学术界的学术探讨还在继续。
问题是，嘉庆的宝玺翡翠是何时进入清代宫廷的？我们知道，1766年~1769年，中国与缅甸进行了为期4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以1769年缅华制订和约结束。西方学术界普遍相信，大战之后缅甸国王于1781年首次遣使入华，给中国皇帝进贡的礼品中就包括了翡翠。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1959年说：“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人并不知道硬玉这种东西，以后，硬玉才从缅甸产地经云南输入中国。”大约就是基于这个认识。按照英国缅甸史学者哈威1925年的研究，缅甸在大战之后分别于1782年(乾隆四十七，乾隆71岁寿辰)、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乾隆76岁寿辰)、1792年(乾隆五十三年，乾隆81岁寿辰)与1823年(道光三年，道光41岁寿辰)四次遣使入华进贡。似乎在嘉庆一朝，缅甸就没有进贡过翡翠。
如此看来，嘉庆刻玺所用的早先收存于宫内库房的翡翠宝玺原坯，很可能是在乾隆朝缅甸进贡的国礼。当然，这一结论还有赖于专攻中缅历史交流研究的学者用清宫历史进一步核实。
陈济棠献媚，
九千多大洋购高档翠璞
嘉庆用翡翠制作印玺，只是对其产生了兴趣，并未使翡翠登上大雅之堂。而且，就目前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存世的清代玉器来看，满清一朝并未把翡翠用作祭祀天、地、神、?的玉料。翡翠正式上升为法定国玺的地位，则是在民国时期。
在民国政府国务会议1928年作出制玺的决议后，如何寻找“荆山之玉”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好在1929年，时任国民政府广东省主席的陈济棠派人去缅甸寻到了一块上好的翠玉，以九千多块大洋的高价将其购回。根据王春云博士的研究，这块翠璞是高翠色，豆种，大块的翠色与斑点状的白色相互缠绕、相互点缀，使得整体颜色仍显翠绿，并且翠绿颜色分布均匀，充满了整个玉石。因此，它是一块十分难得的、价值昂贵的翠料。另外，还有一枚党玺“中国国民党之玺”，也是制作自这块翠璞。
究竟陈济棠委托何人、通过何种方式入缅寻得这块翠璞？目前尚无可靠史料。王博士基于对广州玉器墟历史源流的研究认为：广州玉器墟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清代早期及以前，至少有350年历史。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实施海禁以前，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海禁以后，广州玉器墟一直通过海路维持与缅甸的翡翠贸易关系。广州玉器墟的翡翠商人对于从海路到缅甸经商，熟门熟路，所以陈济棠很可能是委托玉器墟商人通过海路前往缅甸寻找翠璞的。
结语
无论是200年前嘉庆皇帝的翡翠宝玺，还是民国政府的翡翠国玺，都为我们寻找缅甸翡翠何时进入中国的实物提供了佐证，也为我们重新认识高档玉材缅甸翡翠对中国玉文化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灵感。
综观秦始皇以来诸位皇帝的制玺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和田玉无疑是制作玉玺的主要材质，翡翠只是从中分了“一杯羹”而已。究其原因，主要因为翡翠的材质非常特别，基本符合玉德学说的描述，尤其符合百折不挠的超强韧性要求。同样，以翡翠制作的国玺和宝玺工艺都极为精细，无论是材质色泽的利用，还是整体形象的设计，都非常规范得体，而且印钮与印体之间比例也非常协调。
然而，由于清代文明的衰落，嘉庆皇帝的翡翠宝玺竟然全部流散国外。除了 “御凤麟洲”和“水净沙明”几经周折终于回归之外，其他几枚宝玺如“嘉庆御览之宝”、“嘉庆御笔之宝” 、连珠玺、“敷春堂宝”等尚在国外。尤可遗憾的是，嘉庆皇帝还有一枚翡翠印玺“麟游凤舞”，至今尚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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