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玉璜赏鉴(组图)

　　安徽  杨玉彬

　　汉代玉璜的形制、纹饰与雕琢工艺技法，直接从战国同类器中沿袭、衍变而出，两者前承后续关系明晰而共性颇多，因故研究者论及古代玉璜发展演变史多将其归入一个大类并说。汉代玉璜的特征及其兴衰演变轨迹，可大致分为早、中、晚三期叙述，西汉早期的玉璜，出土数量多、形制庞杂、制作精细，与战国中晚期玉璜的形构、图式、工艺特征十分接近，许多标本与战国同类器完全雷同。约从西汉中期武帝前后开始，玉璜的发展开始进入鼎盛期，其形制、纹饰、制作工艺较前有了较大区别并渐趋形成自己的时代风格。西汉晚期至东汉一代，玉璜数量急剧减少、雕琢工艺水平下降，由此步入一个制作、流播的日渐衰微期。

　　西汉早期玉璜

　　目前见于著录的西汉早期玉璜出土器，主要发现于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其中以江苏徐州地区出土标本最为丰富。徐州后楼山汉墓出土的两件玉璜，是目前已公布材料中所能够见到的年代最早的西汉玉璜。徐州子房山汉墓出土的两件玉璜，体扁平弧状，一件为镂空双首龙合体形(图1)，龙首侧视回望，以细阴刻线雕琢目、耳、角、须发等，龙身以细阴刻线雕琢成卷云纹状装饰。另一件为出廓式双首合体龙形璜(图2)，龙嘴微张，上吻宽大，下吻略小而末端尖细，杏仁眼，短耳后竖，耳后有鬓毛，颌下有须。龙体器表以细阴线雕琢菱形网格纹、浅浮雕谷纹，弧背两端上部外缘出廓雕琢左右对称的两回首行走的螭龙。以上两件玉璜亦属西汉早期器，但出现的年代约略晚于后楼山汉墓出土器。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西汉早期玉璜97件，是目前发现的汉墓中出土玉璜数量最多的一例，这批材料出土时位置虽被扰动、分布散乱无法全部复原，但可以推定应多系玉组佩中的残存器。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璜形制多样、种类繁杂，按其形构、纹饰的不同大致可将其分作六类：一、谷纹玉璜(图3)：体扁平弧状，两端平齐，表面雕琢谷纹，外缘有规整扉牙。是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璜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二、蒲纹玉璜：形制与前类谷纹璜同，器表雕琢精整的规则蒲纹。三、龙纹玉璜(图4)：体扁平弧状，两端平齐，表面雕琢谷纹，外缘有规整扉牙。器表两面浅浮雕二十条龙纹，左右对称分布各十条。龙纹卷曲连环，巨口獠牙，圆眼长耳，有翼。四、双首连体龙形勾连云纹玉璜(《考古》98年第三期P5图八)：体扁平弧形，两端对称透雕龙首，龙口微张，上吻宽大、向前端渐收窄细而末端上卷，下吻窄细，杏仁眼，短耳后竖末端上卷，耳下有鬓毛，颌下有须，璜体雕琢规则的细密勾连云纹。五、出廓式涡纹玉璜(图5)：体扁平，半璧形，外缘有扉牙。器表饰谷纹，有凹弦纹边阑。弧背缘部外侧出廓镂雕左右对称的两凤鸟，弧腹缘部内侧出廓镂雕舒卷流畅的对称几何云纹。六、出廓式素面玉璜：体扁平弧状，素面，中间略窄，两端稍宽，弧腹缘部外侧出廓镂雕左右对称的两动物纹样，仅残存尾部。

　　除上述徐州地区出土璜外，其他地区此类器的典型标本见于湖北荆州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西汉早期双首龙身形谷纹璜(图6)，龙嘴微张，椭圆形目，小耳后竖，上吻长而宽大，末端上卷，下吻短粗。其形构与后楼山出土器基本类似，但龙首的五官轮廓、璜身谷纹雕琢等粗约省隐，风格特征与徐州玉璜明显有异。安徽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有一件双首连体龙形勾连云纹玉璜(图7)，形构与后楼山汉墓玉璜类同，与狮子山汉墓出土玉璜则完全雷同。

　　另一颇受藏家研究者关注的现象是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玉璜的年代问题，该墓下葬的年代虽然约略在武帝前期，属于西汉早期稍后、中期前段，但其玉璜的形制、纹饰却多具有战国至西汉早期玉器的典型风格特征。该墓共出土玉璜33件，形制、纹饰、雕琢技法复杂多变，大致可分为六大类：一、通体镂空式玉璜(图8)：体扁平弧状，两端镂空成龙首形，躯体简化呈卷云纹，略显浮雕状。另一件透雕四龙，两侧的两龙，首朝外，卷身如“S”形，中间的二龙相互缠绕。表面细刻模糊线纹。二、出廓式双首龙形蒲纹玉璜(图9)：体扁平半环形，两端以凸起的棱线勾勒出龙首轮廓，龙口微张，上吻宽大前伸，下吻略窄，末端渐内卷呈舌状，杏仁眼，短耳后竖，颌下有须，璜身双面饰蒲纹，弧背缘部外侧出廓镂雕变体卷云纹，顶部尖凸如冠，钻一小孔。弧腹缘部外侧对称镂雕一组回首凤鸟。三、双首合体龙形谷纹玉璜(珩)(图10)：体扁，半环状，两端对称雕琢简化龙首形，龙椭圆形目，小耳后竖，鳃外缘有弧状绞丝弦纹将头与躯体隔开，璜体浅浮雕谷纹，有凸弦纹边阑。四、双首合体龙形龙纹玉璜(图11)：扁平体，短弧状，两端以龙首形构外廓雕琢有浅短方折型扉牙，龙首嘴微张，上下吻宽厚基本雷同，椭圆眼，卷鼻，短耳后竖，耳下置一组短斜阴刻线构成的短棒状纹。龙身饰简化成大“S”形的宽大龙首纹，间填衬细阴刻线卷云纹、网格纹等。五、谷纹玉璜(珩)：体扁平，呈三分之一圆形，器表雕琢谷纹，有阴刻线边阑。六、涡纹玉璜(珩)：体扁平，短宽弧形，器表雕琢细阴线刻涡纹，两端外缘饰方折型扉牙，一角残缺。上述几类玉璜与战国中晚期标本形构、纹饰特征类同，而与其他地区西汉中期玉璜风格明显有异，研究者一般认为此类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南越国偏居远离中原地区的南部边陲、与西汉王朝往来也不密切，因而在服饰器用等方面还保留了中原地区较早时期的文化面貌的原因造成的。

　　由上述例证可以看出，西汉早期玉璜形制、纹饰复杂多变，除双首合体龙形璜、谷纹璜仍十分流行外，涡纹璜、蒲纹璜、勾连云纹璜、阴线刻龙纹璜、素面璜、出廓式璜、镂空式璜等均有出现，这些玉璜的器形、图式多数与战国中晚期璜几乎没有区别，其雕琢工艺繁缛精细的风格亦是战国玉璜直接延续下来的特征，只有少数出土器标本的图式与前代玉璜不同(图1、5)，由此表明西汉早期玉璜并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征，大体上属于对前代同类器的直接承袭而缺少变革、创新阶段。

　　西汉中期玉璜

　　西汉中期玉璜不仅数量众多，流播地域亦十分广泛，表明此期已经步入汉代玉璜制作与使用的繁盛阶段，同时玉璜的形制、纹饰较西汉早期亦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

　　西汉中期，早期流传下来的双首合体龙形玉璜仍继续流行。江苏徐州铜山县小龟山汉墓出土的双首合体龙形璜(图12)，体扁平弧形，两端龙首末端平齐，龙嘴微张，舌内卷，上、下吻宽度相同，杏仁眼，眼睑向左右两侧外出细阴线眼尾纹，耳后竖，耳下部雕琢一束细阴刻绞丝弦纹鬃毛，龙身雕琢精整疏朗的谷纹，外有凸弦纹边阑。本式璜标本还见于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器，年代较前者稍晚。山东五莲县汪湖镇张仲崮汉墓出土一件双首合体龙形璜(图13)，龙首雕琢简约，龙口镂雕，上下吻未分离，小耳，颌下有须，鳃弧形，龙身部以双阴线雕琢上下叠置型尖尾龙纹，本式双首龙形玉璜，与徐州小龟山、定县八角廊出土器形制、纹饰风格截然不同。小龟山汉墓出土的另一件双首合体龙形璜(珩)(图14)，体扁平，短弧形，两端尖细，龙首仅雕琢出轮廓，龙嘴、鼻、眼、耳、鬃毛及龙身部勾连云纹等均以细阴刻线雕琢，整器虽雕琢简约却神态生动。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出土的一件双首合体龙形璜(图15)，体扁平短宽，两端以龙首外廓雕琢有扉牙，龙首的形构及其五官轮廓、龙身装饰性刻绘纹等，皆以装饰性极浓的细阴线雕琢，与上述几类汉代双首龙形璜的形构、纹饰、雕琢技法完全不同，制作工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色。

　　西汉中期出土数量更多、流行地域更为广泛的是一类两端平齐的谷纹璜，较西汉早期谷纹璜而言，这一时期的谷纹璜形制、纹饰更加简约。典型例证见于广州西村凤凰岗汉墓出土器(图16)，体扁平，半圆形，两端较中间稍宽，外缘雕琢有规整的扉牙，器表饰满谷纹，外有凸弦纹边阑。江苏仪征张集茶场团山汉墓出土的谷纹璜(图17)，器扁平，璜体弧度略小于半圆，两端平齐，外缘雕琢有扉牙，器表满饰谷纹，外置细阴线刻弦纹边阑。同类器还见于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出土谷纹玉璜，只是璜体弧度较前者小。甘肃宁静李店王沟村汉墓出土谷纹玉璜(珩)(图18)，则是璜体弧度更小的一类标本，另与此器约略雷同者还见于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器。

　　西汉中期，还大量流行一类形构为标准“半璧型”、“半环型”的玉璜，有许多研究者认为，此类标本多系“二次改刻器”，即玉工根据实际需要，将原本制作成型的或正在使用的玉璧、玉环从中间剖开“一分为二”，再打磨处理后即可作为两件璜使用了。典型例证见于甘肃宁静县李店乡王沟村汉墓出土的玉璜(图19)，为标准的半璧形，器表雕琢有疏朗的涡纹，缘部有阴刻线弦纹边阑，显然应是从涡纹璧中切割下来后简单打磨加工而成的。李店王沟村汉墓出土一件体呈标准半环形的玉璜，其切割加工前的原型器可能是一件素面璜。本式璜还见于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出土半璧形素面璜、湖南长沙咸家湖陡壁山汉墓出土半璧形玉璜等。战国至西汉早中期流行一类分区纹饰玉璧，其纹饰多为“夔龙纹?谷纹(蒲纹、涡纹)”组图模式，长沙陡壁山汉墓出土半璧形璜，可清晰地观察到玉璧切割后的断面因未经打磨抛光而留下的印痕，钻孔的工序亦未完成，表明此器确为由分区纹饰玉璧原型器二次改治而成。

　　与西汉早期类别繁杂的玉璜比较，可以看出西汉中期玉璜的种类已明显减少，早期流行的出廓式、通体镂空式璜、勾连云纹璜此时渐趋式微或基本不见。这一时期玉璜的形制也趋于简化，早期璜体及其附属雕琢装饰物活泼多变的形构，已逐渐演变成一种体呈简单弧形、主体之外没有附属结构装饰的简约朴实风格。就纹饰组图特征而言，战国至西汉早期流行的繁缛细腻、严谨规整的组图风格，亦渐趋被粗约简朴、不追求细部刻画、着重以少量形构轮廓与阴刻线刻画物象神态的拙朴生动构图风格所取代。同时，玉璜的数量及出土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亦说明其生产与流播地域较前有了大范围地扩展，表明西汉中期玉璜在经历了从“传承”到“创新”的衍变异化后，已经形成了自己造型简约流畅、朴实生动的时代新风。

　　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玉璜

　　西汉晚期玉璜沿袭中期同类器的风格特征，但从已发现的实物标本看，已呈数量骤然减少、质量逐渐下降、形制纹饰更加简约粗制的趋势，表明这一时期玉璜的制作与流播已从西汉中期的繁荣兴盛阶段急剧转入衰弱期，由于制作不精，许多器物已失去了西汉中期玉璜形制纹饰简约传神、朴实生动的风采神韵而显得机械呆板。

　　以此期仍在继续流行的双首合体龙形璜标本为例，江苏扬州甘泉巴家墩汉墓出土西汉双首合体龙形玉璜(图20)，体扁平弧形，两端龙首雕琢成粗约轮廓，龙首部的嘴、上下吻、鼻、耳、颌下须以极少量的粗细不均的阴线雕琢，五官形构与位置粗约模糊，龙体素面，近缘部上下雕琢两道粗糙阴线纹，本例双龙首玉璜与西汉中期流行的同类器比较系粗制之作，缺少后者生动传神的意蕴。扬州甘泉“妾莫书”汉墓出土的另一件西汉晚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雕琢更为简约(图21)，龙首仅在弧背的两端雕琢几道浅浅的弧形凹槽以表示轮廓，龙嘴、上下吻、耳等五官则用细阴刻线草草勾勒，形构模糊而比例失调，此器已全然没有了西汉中期双首龙形玉璜的神韵与动态美感。扬州邗江甘泉巴家墩汉墓还出土有一件素面玉璜(图22)，体扁平，短弧状，两端宽窄尺寸不一，两圆穿孔径大小不同，一角残缺，器表打磨不精，显系粗劣之作。徐州石桥西汉晚期墓出土两件龙首形玉璜残件，一件体扁宽，龙首五官细部、龙体的夔龙纹皆雕琢得精细逼真、一丝不苟(图23)，另一件器表布满谷纹，龙首细部形构及躯体纹饰均严谨精整，这两件残器虽出土于西汉晚期墓中，其风格特征皆为前期之作，与西汉晚期璜迥然有异。与此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北京丰台大葆台汉墓出土的一件勾连云纹玉璜，这件标本亦应是前代沿袭下来的遗物(战国秦式璜)。

　　西汉中期流行的标准型“半璧式”玉璜，在西汉晚期出土器中也有发现，扬州邗江甘泉“妾莫书”汉墓出土有此类器(图24)，器表以浅浮雕蒲纹为地纹，再在蒲纹上加饰阴线刻涡纹作主纹图式，近缘部及孔径部各雕琢细阴刻半圆形边阑。有意思的是，在玉璜加工切割截面的一端的外缘部，还保留有一小块尚未切磨掉的“边料”，在璜体切面与边料相连处，可以清晰地看出治玉工匠切割、打磨不彻底而留下的一道直线型切割凹槽，这个现象不仅确证了此类璜原系利用玉璧“一分为二”剖开后的成型器，更表明西汉晚期的玉璜加工制作简单粗糙，不讲求对璜体细节的精雕细刻，进而导致了雕琢工艺水平不及西汉早中期的史实。

　　西汉晚期还出现一类通体透雕的较为精致璜形器，是此期玉器雕琢加工中不多见的精美艺术品。典型器见于扬州甘泉“妾莫书”西汉晚期墓出土的两件透雕器，一件璜体雕琢成双手合体龙形(图25)，龙头部细长，曲颈回望，嘴大张，上吻硕大而末端上卷，下吻亦呈末端卷曲状，耳部与角卷曲相连，龙体弧背外缘向上出廓透雕一曲颈回首的凤鸟，鸟尖喙，杏仁眼，硕大的凤冠卷曲后飘，尾翼长而向外侧翻卷。弧腹部外缘向下透雕一组左右对称的勾连云纹。另一件亦为双首连体龙形器(图26)，形构与前件出土器大体雷同。此类器形构与同时代玉璜已有明显不同，承载的佩饰功能与西汉晚期流行的其他类璜有异，出现的年代可能较西汉晚期同类器更晚，称之为“璜形器”、“璜形佩”或比命名为璜更为恰当。

　　到了东汉时期，玉璜数量急剧减少，目前见于报道的材料中罕见此期玉璜出土器，河北定县北陵头村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发现两件玉璜(图27)，体作扁平短宽弧形，通体镂雕，两端各雕琢一龙一螭虎，龙、螭虎曲体盘绕，以阴刻线表现眉、眼等细部，可视为这一时期玉璜精品的代表之作。由此，亦可初步观察出西汉末至东汉时期此类镂空玉璜雕琢所呈现的纹饰抽象化、几何图案化、过于讲究繁冗华贵的特征。 

　　汉代玉璜的上述演变特征，既有传统治玉技术及玉文化的影响因素，亦与两汉之际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变迁、社会生活习俗渗透等时代动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