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同山
一、简述桑洋文化玉器提出的依据
所谓桑洋文化，即为桑干河及洋河区系文化。它地处冀西北的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所环卫的大片的串珠状山间盆地，如怀安、万全、阳原、蔚县、涿鹿、怀来等盆地。这些盆地所形成的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地方性小气候，不仅给古生物的繁衍造成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而且为古猿向着古人类、现代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提供了少有的优越条件，使得桑干河流域成为中国原始居民从原始社会形态不断向前发展、进步，并最终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区域。
该地域是我国古代人类文化东西南北纵横并汇的重要舞台。
从考古发现的泥河湾遗址，到桑干河南岸的小长梁遗址，都是比元谋人更早的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早期人类遗址，距今约250万年左右。中外考古学家在发掘中不断发现的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簇等，并一直延续到距今1万年以前的虎头梁遗址等，都有大量的细石器文化发现。在桑干河及洋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桑干河及其支流壶流河、洋河流域是中国古人类生态发展和进化上的一个重要区域。它的文化现象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东亚、北亚、北美广大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面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区域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期、仰韶或相当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尚未确定的古文化遗址，商周文化乃至汉文化的考古遗址、遗存甚多，且文脉 延续，悠远流长，文化蕴涵明显带有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辽西等地的考古文化因素，但又强烈地呈现出当地自身发展的特点。
桑洋文化玉器的提出即是中国玉器史上的新概念，也是玉器文化史上的新课题。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笔者以所能收集到的实物资料为依据，从桑洋文化玉器所具有的独特性、工艺及艺术特征、造型特征、文化内涵等方面给予充分的认真细致的考证。
二、桑洋文化玉器具有的独特性
桑洋文化玉器的存在和发展将对中国玉器文化史以及中国的文明史和民族史、宗教史、考古史、美学史等产生极其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
桑洋文化玉器的出现同样是沿着旧石器时期细石文化的脉络而产生、发展、延续而来的。
就目前笔者所搜集和发现的该流域的部分古玉器制品，进行详细的考证后初步认为，桑洋文化玉器与我国其他地域，如代表南方古玉文化的良渚文化和代表北方古玉文化的红山文化及其他如赵宝沟、河姆渡、马家窑文化玉器等，从玉器的材料、造型特征、社会功能、艺术特征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该地域的古玉器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工艺、造型特征及文化内涵。
第一，该地域古玉器文化的产生时间早、跨度大、并且具有历史延续性。从旧石器时代简单打制的玉器，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万年左右，出现最初的磨制工艺的玉器如“玉髓羊头像”以及到中早期、距今约8千年左右加工工艺采用了“琢”、“磨”与砣碾相结合及“抛光”等较为先进的治玉工艺，制做的“祖先崇拜玉髓组合头像”，一直到中晚期，加工工艺更为细腻的“女神头像”等，即能说明这一问题。
第二，就目前笔者和从事此项研究的其他同仁所征集到的古玉器，从所使用的材料来看，多为本地域所特有的一种美石“玉髓”，其颜色可见红、黄、绿、黄褐等多种颜色，其材质是一种非常润美的碧石，属于不透明玛脑类古玉，其莫氏硬度7级。
第三，桑洋文化玉器，都具有相材施艺；不求形准，多取意似。经夸张变形、抽象组合处理的动物或人物、动物为一体的圆雕造型玉器。其雕刻手法简练古拙，刚劲雄浑，造型颇具“神似”的艺术感染力。
第四，大多有涂朱渲染的痕迹。这与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的遗迹有某种相近之处，山顶洞人把居住的洞穴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活人的居室，下层是死者的墓地。山顶洞人以小石器、兽骨、鱼骨等作成装饰品，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他们的穿戴好像都用赤铁矿染过，死者的身上和周围撒有红色的铁矿的粉末。这个重大的发现，在中国宗教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山顶洞人所撒的红粉应该有着某种“精神”领域的东西，表明红色之中寄寓了某种宗教巫术的性质。
桑洋文化玉器，很多都有涂朱渲染的迹象，这说明红色粉末和涂朱渲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第五，研究桑洋文化玉器，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该地区早期的社会结构状况、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形式以及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多个方面。它充分反映出我国北方地区多部族的多次融合、兼并及联盟发展壮大的过程。由此为证明一个由狩猎向游牧、农业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北方民族集团的形成、发展与消融以及中华文明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三、桑洋文化玉器的工艺及艺术特征
根据目前研究桑洋文化玉器的同仁们所收集到的古玉器实物分析考证，该区域的古玉器其艺术范式和工艺特征，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万年左右出现的“玉髓羊头像”到新时器时代中早期距今约8千年左右出现的“祖先崇拜玉髓组合头像”，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6千年左右出现的“玉髓女神头像”等其艺术特征都有相同的共性，如相材施艺、不求形准、多取意似、抽象组合，并以“圆雕”造型为主体造型。巧妙用材，寥寥数“刀”便把物件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而每个时期的玉器其工艺特点又存在的明显的差异，这是由于制做工艺以及制做工具不断进化而形成的。
桑洋文化玉器的工艺及艺术特征不同于其他地区。为了详细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以该区域的古玉器“祖先崇拜玉髓组合头像”为例给予进一步的考证。创作者以其独到的慧眼，巧妙用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相材施艺，寥寥数“刀”，把物体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十分传神。使其主体造型为一不求形准，多取意似，经夸张变形，抽象组合处理的玉人头侧面像及神羊头侧面像和神牛头侧面像合为一体的“圆雕”造型玉器。其整体制作，采用“琢”、“磨”，与砣碾相结合及“抛光”的远古治玉工艺。在技术处理上采取了粗琢细磨、起伏打洼、弧底凹纹刻、起砻、洼面、深雕及涂朱渲染等工艺技巧。
该器型制作艺术特征为抽象与写实紧密结合，雕琢工艺简练古拙，刚劲雄浑，造型尤为古朴“传神”。该玉器颇具古人类祖先治玉文化所体现的粗犷、迭宕、明丽、挺拔、古拙浑厚、雄浑质朴，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的工艺特征和艺术风格及古朴“神似”的艺术感染力。
该玉器的工艺及艺术特征具有红山文化玉器的踪影，但又与红山文化玉器不尽相同，其整体造型比红山文化玉器更为古朴原始。从制作工艺上来讲红山文化玉器已采取了原始的切割工艺及钻孔工艺，而该区域的古玉器还没有出现此种工艺技巧。因此，笔者认为，桑洋文化古玉器，从人类的发展史、文明史、工艺史、美学史、民族史、宗教史及治玉史等众多方面综合分析，该区域的古玉器文化的出现及延续应早于红山文化玉器，并对红山文化玉器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这首开了中国玉器雕刻艺术中对人物、动物头像的“巧雕”及“圆雕”技艺之先河，并对我国玉器史上肖生玉中玉人头像、动物头像的产生与发展情况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最早的实物资料。
四、桑洋文化玉器的造型特征与文化内涵
玉器是人类文明的第一块基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玉器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从它的孕育期距今约1万年至4千年直至玉器成长的鼎盛期，不同区域，其玉器的造型特征，社会功能是不尽相同的。距今7千年至6千年的新乐、赵宝沟、河姆渡、马家窑文化玉器和距今6500年至4500年红山文化玉器及距今5300年至4200年良渚文化玉器。从玉器造型上分析，这一时期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概括起来可分为四个系列：以新乐、河姆渡、赵宝沟、马家窑文化玉器为代表。并在这一时期存在最早的“圆曲系”玉器“璧”、“环”、“璜”、“?”，“直方系”玉器“斧”、“铲”、“锛”、“凿”等，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代表，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肖生系”玉器，“玉人物”、“玉禽兽”等；以良渚文化玉器为代表的“圆方合体系”玉器“琮”等。这一时期，玉器造型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并保持着各自的相对稳定性。从玉器的社会功能上分析，这一时期的玉器不仅具有用于生产、生活及美身的工具，用具及佩饰功能，其社会功能更加广泛，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深刻地反映着部落社会的政治、经济、巫神信仰、祭祀形式、人际尊卑、玉殓葬习俗等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函。这时，大部分玉器已脱离了生活功能，而用于祭祀鬼神、殓葬尸体、美化装饰、表示权力及尊卑、充当礼仪用具等功能。尤其是那些有着与石器不同的新器型和装饰的玉器，如良渚文化玉器中象征王权的“钺”，巫觋祀神的“琮”，象征苍穹和货宝的“璧”等为代表的玉器。红山文化玉器中祭祀偶象神物“玉勾龙”，代表等级地位的“玉兽首?”以及稀少的肖生系中殓尸用的“玉人”、“玉禽兽”等为代表的玉器，更是成了该部落社会中有权势的巫觋、酋长和军事首长等特殊人物不可缺少的生死伴侣，而被完全用于体现权力差别，沟通人与神灵的联系等功能。至此，玉器的神灵化、政治化已初步完成。
下面，我们对桑洋文化玉器的造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考证研究。我们以其典型器物“祖先崇拜玉髓组合头像”为例给予论证。
该头像是由多种物像经抽象及示意性的简单变形琢为一器的圆雕“肖生系”玉器。仔细观察，它是由两种不同支点方式塑造了三种以上不同状态的物像造型。
基于第一支点方式，创作者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巧妙构思，因材施艺，以不求形准，多取意似的艺术处理手法和雄浑刚劲、古拙简练的雕工，寥寥“数刀”雕琢出一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的人物侧面头像作为器物正面观察的主体造型。在该造型施艺过程中，其眼部作为精雕的部位，以其细腻精微的碾磨及弧线砣碾的技巧和即写实又夸张的艺术处理手法，雕出人类祖先的眼型，从而突出了人物的神韵；对其顶部及发型部位，创作者采用了独具风韵的起伏打洼，多有凹凸的面处理技术，利用光线性能使器物出现光线反差，玉色从而变化莫测，使其披发尤如起伏的波浪，充分展示了人物发式的粗犷飘逸美及其神情威严、深遂的神韵。由该支点方式转过来所呈现的又一物像“神羊头像”。创作者巧妙地利用玉材自身的边、棱、角、坑洼及材料本身的瑕疵，采用了细琢粗磨、粗琢细磨、深雕洼面、起砻、弧线凸起、凹面砣碾等工艺技巧处理方法，巧妙用材，把握住物体即“羊头”的相关特征，将其整面造型“羊头侧面像”刻画得栩栩如生，使该羊头像极富立体感，其造型艺术惟妙惟肖，充分体现了古人类祖先治玉文化所包含的古拙质朴的美学思想和艺术风格。至此第一支点方式的正反两面所呈现的“祖先头像”及“神羊头像”造型，均呈现在眼前。
基于第二支点方式：正面观察为非常神似的“牛头侧面像”。创作者通过大面积的洼面，砣碾工艺处理，突出了嘴部及面部的艺术效果，充分体现了创作者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该支点方式，使人们形象地看到一个“神牛头部侧面像”。该玉器除有涂朱渲染的痕迹外，另有某些造型特征及文化内涵令笔者费解，有待深入的加以考证。
这种将人面像、神羊及神牛等多种物像，抽象化组合在一起，从而突出主题，人面像的玉器造型，充分展示了这位远古先人创作者，不仅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而且具备非凡的智慧，从而创作出了这深具文化内涵的艺术作品。
创作者，通过这件艺术品向我们后人揭示了当时是一个以牛、羊为图腾物，且具有祖先崇拜的新石器时代，所形成的原始公社组织。该部族集团组织所崇拜的祖先，是一位具有无比威力和至高无尚权力的统治者，他以崇高的威信率领当时该部族的成员与大自然搏斗，为建立起一个由狩猎向游牧、农业经济发展的北方强大的民族集团的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绩，从而深受其后人顶礼膜拜。
该玉髓头像的出现其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它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桑洋文化区”远古时期的社会结构状况，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形式，该氏族集团的社会生活习俗及文化的深刻内涵。它对于中国的民族史、宗教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之研究均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及宝贵的历史资料。
显而易见，桑洋文化玉器的出现及演化发展不仅在中国的玉器史上会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为研究史前我国多个民族集团的形成、发展、消融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是经历了历史上多民族集团的多次融合、兼并及联盟最后才实现了多民族大统一的理论学说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佐证和研究资料。
五、研究桑洋文化玉器的意义
通过研究桑洋文化玉器，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人类祖先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从旧石器时代逐步走向新石器时代及文明时代的文化产生、演变、发展脉络。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桑洋流域正是中华远古居民始终在此长期聚居、繁衍、发展并且社会进步最快的一个中心区域。也是中国原始居民从原始社会形态不断向前发展，进步并最终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区域。
它的出现说明，在桑干河、洋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细石文化遗址中，人类文明史上第一块基石玉器及人类步入文明时期是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其文脉延续至今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
研究桑洋文化玉器，对现在正在发掘的泥河湾遗址及对该区域的古人类文明史，以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起源及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