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的文化生活，官方文献中没有系统的记载。原因是清王朝以骁勇善战起家， 一贯重视骑射；文化活动，在皇帝看来不过是万机余暇的及时行乐，故不便载入典册。而实际上，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宫延的文化、艺术等生活还是相当丰富的。
清王朝在入关前，满族社会尚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文明程度并不高。文字刚刚首创，语汇也不够丰富。到乾隆年间编纂《五体清文鉴》时，才收有词汇一万八千条左右，无法与康熙年间编纂的，收入汉文词汇约四十八万条的《佩文韵府》相比。清廷虽然
征服了汉族，跃居统治者地位，但面对这个比自己进步得多的汉族社会，也不得不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接受它的影响。清官由于大量使用明朝的官员及明宫的太临，使宫廷的文化生活也大为汉化。从皇帝、皇子的学习，到宫廷的诗文书画活动，收藏、编书刻书，
以至音乐、戏剧等活动，无不受明代宫廷的熏陶。间或保留些满族特色，但为数不多。
先从皇帝本身的学习和对子孙的教育来看，清初几代皇帝都很重视学习汉族文化。顺治帝和康熙帝从小就勤于攻读汉文书籍。据康熙帝白己说，他八岁登极时，即黾勉学问。当时教句读的，是明宫遗留的、有文化的张、林两名太监。所教的内容，以经书为主，其次是诗文。到康熙帝十七八岁时(已亲政三四年)，每天五更起来，首先诵读，然后处理政事，至日暮理事稍暇，又讲论琢磨。由于劳累，以致“痰中带血”也不放松。康熙帝不但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请西方传教士为他讲授天文、地理、数学、音乐等方面知识。明代为年幼的万历帝编辑的《帝鉴图说》，也被清宫选用，供小皇帝阅读。
康熙帝深知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所以很关心皇子的学习，曾亲自教皇太子允?(后废掉)读书。允?年满六岁，即为他选了大学士张英等作师傅。又曾屡次向皇四子(后来的雍正帝)讲述求学应持谦虚的态度，但又不要拘泥于古书等方法。
雍正帝为了便于监督皇子们的学习，特命在乾清门东旁的南廊房及圆明园内设立上书房，规定皇子六岁入学，从识汉字到读四书五经，均聘请翰林中学问极好的任师傅。另有谙达(蒙语，原意为伙伴，此处有伴随皇子学习之意)多人，于课前教满、蒙语文及拉弓射箭等。每日“卯入申出”(早六时至下午四时前后)，“虽穷寒盛暑不辍”。
乾隆帝对皇子管束亦严，一次八阿哥(皇八子)永璇，因自己的事，既未奏司，又未向师傅请假，即带亲随及园门护军数人，擅自离开圆明园上书房，骑马进城。乾隆帝知道后，不仅对八阿哥大加训斥，而且连总师博、师傅，谙达等，都一一责备。另一次，乾隆帝看见十五阿哥(嘉庆帝颗琰)所持的扇子上，有十一阿哥(成亲王永?，时年十五岁)题画诗句，落款作“兄镜泉”三字。乾隆帝认为这是染上了师傅的书生习气，鄙俗可憎，非皇子所宜，
如果这样下去，必然变成文弱书生，不能振作。而实际上，汉族文化在宫廷中已扎根很深，想扭转这种趋势是很难的。在乾隆帝的十个成年皇子中，只有皇五子荣亲王永琪少时习骑射，娴国语，但活到二十六岁便死去。其余诸子均不善骑射，反而富文才，工书画。其中几个有诗集，有的还是书法家、画家。这种舍武从文之风所以不能遏止，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天潢贵胄过着极端优越的生活，无所事事，必须用一种爱好来填补；更重要的是自皇帝始，都经营这此汉族文化生活，自然影响到宫廷以至达官显贵。嘉庆、道光两朝，上书房仍存。但到了咸丰帝时，因儿子未入学即做了小皇帝，同治、光绪两代又无子，作为皇子读书的上书房，自然就是虚设了。
清代前半期，皇帝及官廷的诗文书画活动相当活跃。顺治帝就能书善画。他曾画《牧牛图》赐与国史院大学士宋权。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就是顺治帝的题字。康熙帝酷爱米芾、赵盂?和董其昌的书法，他的字得董其昌的意趣最多。雍正帝的字，同样受其父及董其昌的影响。
到乾隆时期，宫廷的书法绘画活动曾出现高潮。如宫延刻帖方面，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已编刻了大型丛帖《懋勤殿法帖》，并设有文书馆(后改名御书处)，专管镌刻、刷拓御笔及法帖。又刻有《渊鉴斋法帖》、《四宜堂法帖》等。乾隆年间刻帖更多，计有《敬胜斋法帖》，《三希堂法帖》、《墨妙轩法帖》、《兰亭八柱帖》、《重刻淳化阁帖》等，至乾隆末年已达七十多种。
乾隆帝最珍爱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墨迹。在这仅有二十多字的残简的前前后后，从乾隆十一年(1746年)开始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几乎每年都有题跋，共达七十多处。乾隆帝还是一个乐于表现自己文词书法的人。凡宫廷、园圃、寺庙等地所到之处，几乎都有题字刻石。其中虽有很多是廷臣代笔，但乾隆帝本人的书法也有一定水平。以后各代皇帝，也大都能书，但较之乾隆帝则是每况愈下了。
中国历代宫廷都很重视绘画。汉、唐以来，宫内均设有专人或机构从事此项活动。清宫亦设有绘画机构如意馆。康熙年间，如意馆还聘有西洋画师多人，最著名的如郎世宁，康熙年间入宫画画，到乾隆朝时还在如意馆供职。他善于将西洋画法与中国画法相结合，富于立体感和质感，为宫廷画了很多精美的画卷，在如意馆中影响很大。《大阅图》就是郎世宁的名作。乾隆帝曾到馆内看绘士们作画，有用笔草率的，就亲手教之。对画得好的人，有的还赐以官职。如意馆画的好画，也编入皇家珍藏的作品目录。当时给宫廷画画的，还有很多高级官员，如大学士蒋廷锡，户部侍郎王原祁，都是当时有名的画家。
清朝的如意馆，盛于康、雍、乾时代，至嘉庆朝已是尾声。据记载，嘉庆年间，如意馆具姓名，有好作品的中西画家共八十多人，不见记载的更多。晚清慈禧执政时代，虽恢复了如意馆，但其规模和水平已不足称道了。
顺治帝以下，各代皇帝均能诗文，各有御制诗文集存世。作品最多的是乾隆帝。他一生作诗四万三干多首，接近整个唐朝二千多诗人的诗作总和。就数量来说，的确是千古帝王、千古诗人无与伦比的。但这些诗，乾隆帝自己承认是“真赝占半”，其实一半也不大可能。但也应该承认，这些诗并非与乾隆帝毫无关系。其中很多是皇帝命题，词臣作诗，又经皇帝修改或同意的。乾隆帝毕竟是个多诗文的皇帝。每当新春正月，常在乾清宫或重华宫举行茶宴联句活动，皇帝与大臣共赋柏梁体诗。清代宫中诗文活动最多的也是在乾隆朝。
清朝宫廷很注意收藏，凡法书、绘画、善本书、青铜器、陶瓷器、玉器，以及石砚等，无不收罗贮存。到乾隆初年，内府收藏的历代书画，已积至万有余件。于是在乾隆九年(1744年)，皇帝便命内直诸臣对所存书画，一一详加鉴别，遴其佳者荟萃成编，名《石渠宝笈》，共四十四卷。每件各以收藏之地点，分类编辑。举凡笺素尺寸、款识印记、前人题跋，以及有御题或钤有宝玺的，均作详细记录。从记载看，当时贮存书画最多的地方，是宫内的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官、御书房、学诗堂、画禅室，以及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处。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因历次皇太后寿辰和朝廷盛典，臣工所献的古今书画之类及御笔题字又增加了很多，乾隆帝于是又命续纂《石渠宝笈续编》，嘉庆朝又续为三编。所录内府
书画精品，约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件。
《石渠宝笈》初编编成后，乾隆帝又命兵部尚书粱诗等人，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图》的形式，将内府所藏的尊、彝、鼎、卣(音：酉)等古器物，精确绘图，摹拓款识，编成《西清古鉴》，后又有续鉴。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命将内府收藏的陶、石、松花石、仿澄泥砚等各类砚台作图，编为《西清砚谱》。可惜，在这些著录中(包括《石渠宝笈》)，有很多是不辨真伪的。
在编制《石渠宝笈》的同时，乾隆帝还命廷臣从宫内各处藏书中，选出宋、元、明版的善本，进呈御览选定，列专架藏于乾清官东旁的昭仁殿，并取汉朝大禄阁“藏秘书、处贤才”之意，题名为“天禄琳琅”。到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晚，因值班太监不慎失火，乾清官、交泰殿及昭仁殿都遭火灾，天禄琳琅的藏书焚烧殆尽。乾隆帝随即命尚书彭元瑞等，仿以前做法，重新收宋、元、明版书，辑为天禄琳琅的续编。此次收集到的善本，比前编还要多。前编为四百二十二部，续编则达六百五十九部。其中乾隆帝认为特别好的，仍予题字，加盖宝玺，以示珍贵。此外，在宫内、御园及山庄等处，尚有很多集中藏书之所。
宫廷不仅大量收藏书籍。而且从康熙年间开始，即组织大批人力编书、刻书。宫廷所编的书籍，除各朝实录、圣训、御制诗文外，还编有方略、典则、经学、史学，仪象、志乘、字学、类纂、总集、目录、类书、丛书、校刊、石刻、图象、图刻、图绘等多种书籍。像至今还在广泛应用的《康熙字典》、《佩文韵府》，以及长达万卷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康熙年间编纂的。乾隆时期更编纂了举世闻名的《四库全书》。内中收书共七万八千七百二十多卷，前后缮写了七份，分贮北方四阁和江南三阁。对积累和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是一大功绩。但在修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又焚毁、禁止、删改了大量书籍，同时大兴文字狱，滥杀无辜，这又不能不是乾隆帝的一大罪过。
宫廷的编书，印书机构，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开始，即设立武英殿修书处，并设有铜活字库。刷印作等。《古今图书集成》就是用铜活字(用铜块刻制的单字)排版印制的。到乾隆年间，因铜活字残损，全部销毁，后又不得不用木活字(即用术块刻制的单宇)来代替，名曰武英殿聚珍版。在乾、嘉时代及以后，武英殿修书处刊印了不少书籍，纸、墨、刻工、印工及装潢均极精美，后称为殿版、现均列入善本收藏。
看戏，是清朝各代皇帝都热爱的娱乐活动。早在清入关以前，宫中即演杂剧。清入关后，延用明教坊司的机构，“传奇杂剧”亦“相沿不废”。康熙年间，承应内廷音乐，戏剧演出的机构为南府。康熙帝曾亲自研究乐律，向西洋传教士学习外国音乐，并主持编纂了清代音乐理论书籍《律吕正义》。
乾隆帝也是一个热衷于戏剧音乐的皇帝。乾隆初年曾整理清官音乐，敕编了载有很多乐谱的音乐书籍《律吕正义后编》；又命长于文词、官至吏部尚书的张照编写了许多剧本，凡遇宫中元旦，皇帝及太后寿辰等大节日，要接连数日演大本戏。另在宫中或御园内，每月逢初、十五日也要演戏。其他节令，如立春、上元、燕九、花朝、寒食、上巳、浴佛、端阳、赏荷、七夕、中元、中秋、重阳、颁朔、冬至、腊日、赏雪、祀灶、除夕等，也要演与这些节令有关的承应戏。但也常因一些特殊情况，如日蚀、月蚀、忌辰、斋戒等，临时停演。乾隆帝每次南巡和每年到木兰秋?，都有南府太监演员数十人跟随。
至道光时期，由于时局恶劣，宫中日渐贫困，于道光七年(1 827年)，皇帝命将南府演员等五百多名，减为一百四十多名。并改南府为升平署。但道光帝本人和他的儿子咸丰帝都是“戏迷”，不仅看戏频繁，而且都曾将升平署的艺人召至居住的殿前排戏。咸丰帝因英法联军入侵，逃往避暑山庄，不久即令升平署迁往山庄。在病中，直至死前两天，即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还在避暑山庄的如意洲看完了《琴挑》、《白水滩》、《连环阵》等最后的几出戏。
同治、光绪两朝，宫廷的掌权人慈禧太后也是“戏迷”。在她统治的近半个世纪里，除咸丰帝丧期、同治帝丧期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因逃往西安而没有听戏外，其余时间，都经常在宫内、中南海、颐和园不断听戏。慈禧太后听戏，不仅听升平署人员演唱，而且常常叫民间戏班进宫内演唱。这时演唱的剧种，也逐渐从最初演昆曲、弋阳腔改为多种地方戏，而且出现了新的剧种皮簧，即后来的京剧。演戏而外，还不时有各样“杂耍”演出。
298 补桐书屋
在南海瀛台的东部。乾隆帝做皇子时曾在此读书。窗前原有两株老桐，枯死一棵。补种后，另一棵亦枯死。乾隆十年(1754年)命将枯桐造琴四张，命名曰：瀛蓬仙籁、湘江秋碧、皋禽霜泪、云海移情，并各有题诗，陈于该屋内。
299 乾隆帝绘《岁寒三友图》
乾隆帝是汉文化修养较高的皇帝，诗、文、书、画无所不能。乾隆帝的题字不难见到，但是他的绘画流传很少。此画轴虽未臻完美，但亦颇具几分情趣。
300 乾隆帝书仿米芾字轴
康熙帝最喜临摹米芾和明董其昌的书法。此轴虽名之为仿米芾，但在结体和布局上，更像董其昌。
302《三希堂法帖》嵌螺钿字红木夹板
乾隆帝以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伯远帖》为三件稀世之珍，贮养心殿西暖阁的温室，命名三希堂。后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命大臣梁诗正等从内府所藏法书中编刻了一套大型丛帖《三希堂法帖》。内中收集了魏晋到明末的各体书法作品共三百五十件，另题跋二百一十多件，工程十分巨大。原石仍藏于北海阅古楼。
304
乾隆帝《御制文初集》
乾隆帝御制文三集共一千余篇，题材也很广泛。天文、地理、政事、经史、人物、艺术、经济等，无不以论。记、赋、铭、赞等各种文体分别记述。其中亦有不少是文臣代作的。
297 康熙帝写字像
纵507cm 横32cm
康熙帝酷爱书法，自云：“朕自幼习书，豪(笔)素(纸)在侧，寒暑靡间。”从他的字迹上看，是颇有功力的。
320 杭州文澜阁
江南三阁中仅存者。经重修。
324 田黄石及鸡血石印章
清宫藏有大量鸡血石、田黄石等珍贵图章，并有名家文彭等人的篆刻作品。
328文华殿鸟瞰
明代文华殿曾是太子出阁读书及皇帝御经筵的地方。清亦在此举行经筵。每年仲春，仲秋，皇帝择日御殿，经筵讲官在此进讲书、经，然后由皇帝阐发书义、经义，讲毕赐茶赐宴。
333 宫内藏书一角
宫内有很多藏书处，类似皇家图书馆。书以樟脑避虫，每年进行抖亮。
344 畅音阁后台及宫廷所有戏衣、道具
清早期戏衣，多由明代织绣品改制成、质地优、绣工细，是工艺美术品中的宝贵遗产。
322 明代斗彩盖罐
清宫藏瓷器。
321 明代景泰蓝瓶
清宫藏。
338明万历年间的毛笔
337 明代抄手端砚
清宫藏。端砚以有眼(即在深色石上出现类似眼形的浅色斑点)为贵。砚下很多圆柱是为保存眼而留出的。每一柱端均有一眼纹。
339 宫中使用的玉子围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