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王泰初
时至今日，存世的唐代宫廷用瓷已少之又少，完整器更如凤毛麟角，甚至连拥有一片铭刻唐代宫廷铭款的瓷器标本也属奢望。本文披露一批西安民间收藏的唐代宫廷生活用瓷的残片标本，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唐代宫廷用瓷所蕴涵的时代信息。
“窑工刻款”与宫廷“玉工刻款”
唐代，我国瓷器制造技术已达相当水平，其中河北邢窑制造的白瓷细白如雪，浙江越窑生产的青瓷青翠如玉，两瓷窑的产品成为唐代宫廷的主要生活用瓷。唐代宫廷生活用瓷除了邢、越两窑生产的细瓷外，还有河南巩县等瓷窑生产的白瓷及低温彩色釉瓷。这些唐代宫廷生活用瓷，有些器物底部刻有款识，款识以“大盈”“盈”字为最多，是唐皇室“百宝大盈库”的缩写。
西安民间收藏的唐宫廷生活用瓷残片中，除了“大盈”“盈”字款识外，还发现“供使”“供奉”“进奉”“翰林”“官”“子二口”“元”“木”“?”“是”等款识。在粗瓷、低温釉彩瓷残片中也发现有刻款识者。
西安民间见到的唐宫廷用瓷款识目前发现有两种：瓷窑“窑工刻款”与宫廷“玉工刻款”。前者是瓷窑工人在为宫廷专制的陶瓷上划刻的款识(简称“窑刻款”)，后者为宫廷玉工在进库陶瓷上用铊轮、刻刀等工具所划刻的款识(简称“宫刻款”)。西安发现的唐代陶瓷残片中，刻有“大盈”“盈”字和“窑刻款”款识的，主要是唐代河北邢窑生产的细白瓷器以及一些绿色釉、粉绿色低温陶瓷；而有“宫刻款”款识的残片涉及的瓷窑产品不少，粗、细陶瓷均有发现。
四种窑刻款
西安发现的唐代邢窑细白瓷带有“窑刻款”款识者，与河北内丘唐邢窑遗址出土白瓷“窑刻款”的款识大体一致。目前，发现的“窑刻款”款识形式有四种。一种是“湿刻款”，即窑工在湿软尚未干燥的陶瓷胎上用较细工具划刻的款识。图1是西安出土的河北邢窑细白瓷碗残片中的“大盈”湿刻款放大图，从放大的款识文字细部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款识文字边缘有明显凸起的湿划痕。第二种是“干刻款”，即窑工在基本干燥的胎上用刀具划刻的款识。图2是唐代河北邢窑细白瓷碗“大盈”款识。款识文字笔画的上下、左右边缘刻痕明显，下刀一边平整，另一边缘形成如锯齿状的刻痕，如同当今篆刻“切刀”法的刀痕。第三种是“釉后湿刻款”，即窑工在施釉后进窑烧制前划刻的款识，多发现于河北邢窑所产瓷器“玉环足”(亦称“宽圈足”)上和圈足碗碗底。从款识文字边缘凸凹不平的釉表面局部情况可看出其工艺流程是先施釉，后划刻文字，再进窑烧制。第四种是“釉前刻款”。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低温绿色釉瓷、淡绿色釉瓷残片中，也发现有“大盈”“盈”字款识者。这种彩瓷款识的刻制工艺，是刻款识后施釉，与釉后刻款同属窑刻款，工艺流程略有不同。图3是一片绿彩“盈”字款玉环形足瓷碗残片，从图中标本的款识可以看出“釉前刻款”工艺的特征，即刻出款识后施釉，然后进窑烧制。这种绿彩“盈”字款玉环足瓷碗除西安出土不少残片外，新加坡打捞的黑石号唐代沉船出水了这种完整的“盈”字款识碗。根据目前发现的这种唐代绿瓷碗及残片的完整或残缺的情况推测，这种绿瓷碗应该都有“盈”字款识。这在有款识的唐代宫廷用瓷中极为罕见，可能是宫廷专用生活用瓷。
西安面世的唐代有款识的淡绿色釉宫廷用瓷的残片，目前发现“玉璧足”碗碗底有“盈”字款者(款识在玉璧形足足底，书写有横竖两种)，及“饼足”执壶底有“大盈”款(图4)者，还发现绿色罐罐底有“盈”字款者(图5)。西安发现的低温绿色瓷碗残片中有“圈足”者，口为“葵口”，壁有“棱筋”，由于发现的残片很少，未发现有款识者。这种低温釉瓷的瓷化程度低于瓷高于陶，介于两者之间，属于唐三彩。过去认为唐三彩器为冥器，但从西安唐代宫廷遗迹出土的为数不少的三彩碗、盘、罐、执壶、马等器的残片来看，唐三彩不应该定格在冥器范围，而应视为唐代贵族用器。
越窑生产的秘色贡瓷中也发现有釉前刻款的。其款识与宫廷“百宝大盈库”无关，如图6的“木”字款识(目前发现同类款识的还有“上”“一”“二”“六”“元”“?”等)。这种越窑玉环足葵口棱筋碗较越窑玉璧足碗胎质更为细腻，釉色更润泽，碗胎较薄，属于唐晚期越窑专制秘色贡瓷。这种唐代越窑玉环足碗，目前没有发现有“盈”字款识者。
窑刻“盈”字款瓷及残片除在西安有出土外，其他一些地方亦有出土，如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多数出土于唐王府遗址、唐王墓葬及庙宇遗址。而有宫刻“盈”“大盈”款识的瓷器残片，仅在西安唐宫廷遗址有发现，其他地方未有出土报道。这从另一角度证实，“盈”及“大盈”款识是唐代宫廷“百宝大盈库”的缩写款。
关于“宫刻款”
宫刻款在粗、细瓷中均有发现，而且品种不少。
图7是邢窑玉环足宫刻“盈”字款识细白瓷碗残片。可以看出，宫刻款是玉工用琢玉工具刻划的款识，在款识文字笔画的细部可以较清楚地看到多条平行的划刻痕，每一笔都经过数次划刻才能完成(窑刻款的每笔都是一次完成)，款识笔画从起笔至落笔呈弧形，与窑刻款截然不同。宫刻款的文字边缘釉面平坦，而窑刻款文字边缘釉面有的凸起，有的凸凹不平，这些是鉴别宫刻款还是窑刻款的要点。此外，宫刻款还有款识文字较大、文字笔画平直、折笔生硬的特点，鉴别时也应注意。
图8是越窑玉璧足“盈”字宫刻款青瓷碗残片，玉璧足直径7.6厘米。宫刻款标本要比窑刻款标本少(宫刻款仅西安有少量出土)，在宫刻款标本中，越窑的宫刻款标本最少。
图9是一片“盈”字款黄釉碗残片，款识属于宫刻款，底足直径7.4厘米。这种黄色釉碗除了有“盈”字款者外，还发现有“大盈”款者(图10)。黄釉瓷碗玉璧足底的款识，在玉璧足底有横竖两种，横款识少见。这种黄釉瓷碗胎质颗粒较粗，呈土黄色，与众多唐代瓷器一样，胎中多有黑色颗粒，而且黑颗粒更大更多。该种瓷碗足底外角无棱角，玉璧足者的足底中心施釉。总之，这种粗瓷碗胎质较厚而粗，做工还是比较精细的。
图11是巩县窑平底宫刻“盈”字款乳白瓷罐的残片，底径12.5厘米，厚2.5厘米，款识文字较大，字长3厘米。
图12是巩县窑乳白瓷玉环足宫刻“盈”字款瓷碗残片。这种碗的玉环足外圈角无棱角，足底中心施有釉。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巩县窑瓷器残片，主要有大碗、大缸、大罐及大的执壶等大的物件残片，胎质较厚。巩县窑生产的瓷器胎质黄白色，虽然施了化妆土，胎质颜色仍然影响了产品色泽，器物表面呈乳白色。唐代巩县窑烧制的瓷器施釉比较厚，釉面光洁度较好。笔者所见到的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巩县窑瓷残片标本都比较厚，但做工精整。
西安出土的唐代瓷碗残片的底足形态有四种：饼足、玉璧足、玉环足和圈足。唐代早、中期为饼足，中晚期为玉璧足、玉环足，唐代晚期为圈足。唐皇室“百宝大盈库”设建于唐玄宗时代，根据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饼足“盈”字款识碗标本推断，饼足碗烧制年代应延续至唐玄宗时代。从“大盈”款碗碗足目前仅发现于饼足情况推断，“大盈”款识是最早的唐皇室“百宝大盈库”缩写款识。
关于“官”字款识
至今已发现了三种邢窑白瓷“官”字款碗残片，即饼足碗、玉环足碗(图13)和圈足碗的残片(图14)。这三种“官”字款邢窑碗碗底的残片都出自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器物形态、釉色与唐代邢窑瓷相同，据称其与唐代邢窑“盈”字款识瓷片同时出土。从目前发现的残片标本看，这三种“官”字款识碗的器形形态、制作工艺与唐代邢窑生产的瓷器相同。根据前面对饼足碗的断代推断，“官”字款识已在唐玄宗时代邢窑烧制的白瓷器上出现。
其他款识
唐代宫廷生活用瓷的款识除了“盈”及“大盈”外，越窑青瓷上还发现有“阳”“上”(图15)、“元”“阳”“六”“七”等款识；邢窑白瓷产品中新发现的款识有“供奉”“供使”“?子二口”“□使”“盈宝”(图16)、“翰林一”以及篆书“大盈”等。西安面世的唐代邢窑瓷片还发现款识涂朱砂红者。图17标本是一片“是”字款姜黄釉残罐标本，款识刻铭在罐壁，在西安面世的瓷片中仅发现此一片“是”字款此片标本。
翰林院设置于唐玄宗开元 (713～741年)初年，翰林院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掌管宫廷诏书拟订等职，号“翰林供奉”。因此，“供奉”与“翰林”(图18)款识都应该是翰林院的缩写。至于“?子二口”及“□使”等款识有待进一步研究。
划花白瓷上的“盈”字款
所谓“划花”，是在泥胎面用细木、竹签画出花卉动物图案，然后上釉烧制而成的制陶工艺。图19是邢窑划花碗碗底标本。这种邢窑划花白瓷碗、盘的足底中心施釉，有款识的，款识属于釉前刻款。图3款识“盈”字的上半部“乃”字比较肥，折成圆弧状。目前，除发现邢窑“盈”字款识的划花白瓷碗残片外，还发现“盈”字款识平底划花白瓷碗残片。此类有“盈”字款识的划花白瓷碗属于唐晚期宫廷生活用器。这种划花白瓷碗，花卉图案划在碗内壁。
目前发现的划花白瓷碗有两种：一种是圈足碗，碗内画有荷叶脉络，似一只出水荷叶。这种划花碗有有款识与无款识两种。另一种是平底葵口、棱筋碗，碗内心画有珍珠圈，珍珠圈内画有两条头尾相连的鱼，鱼凸起，碗内画有花卉图案。这种邢窑葵口棱筋划花白瓷碗胎质较薄，碗底不施釉，目前亦发现有“盈”字款识及无款识两种。有款识的为瓷窑湿刻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