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国
民国瓷器，一般来说是指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8年之间江西景德镇及湖南醴陵、河北磁县、福建德化等地方窑口生产的各类美术瓷和生活用瓷，在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大多专指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但是，正如历史上各代民窑的面貌不因政权更迭、改朝换代而发生绝对纪年意义上的变化一样，就某种程度而言，自清光绪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约一甲子左右的时间里生产的瓷器均可从宏观上纳入广义“民国瓷器”考察的范畴；换言之，由于制作工艺的演变具有渐进性，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段内，各种瓷器产品的风格都带有一定共通性，普遍反映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时代背景，而根据时间的推移、工艺技术的革新、审美风尚的衍变以及政治需求的影响等不同因素，这一较长时段又可细分为若干小的阶段，每个阶段的瓷器产品亦有其各自特点。可以这样认为：清代末叶的瓷器，除去那些延烧的传统官窑品种外，多可视为民国瓷器的序曲，端倪始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瓷器，则可看作民国瓷器的余绪，风貌犹存。两者均与标准意义上的民国瓷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绝不能够截然分开。明确这一点，对全面客观地认知民国瓷器很有必要。
民国时期的高档美术瓷是赝品泛滥的重灾区
一切物品，经历岁月的流逝，得以保存下来者均可称为“旧物”或“古物”，至于能否成为“古董珍玩”则取决于其当时的制作数量多寡、工艺水平优劣、用途档次高下以及留存于世的规模大小。在这几个衡量标准中，工艺水平和用途档次的重要性更为显著。因此，民国时期广泛生产的众多嫁妆瓷和生活日用瓷等“大路货”虽然距今也已有近百岁“年纪”，但其价值却与当时便价格不菲、精美非凡的各种美术陈设瓷无法相提并论。近年来迅速升温、市场行情突飞猛涨的民国瓷器基本上都是这些画工精湛、美轮美奂的美术瓷，也即通常所谓的“细路瓷器”，具体而言就是以汪晓棠、潘?宇、“珠山八友”、王步等为代表的新粉彩和青花名家瓷绘作品，以及曾经鲜为人知、甚至今日仍扑朔迷离的北洋政府总统用瓷和其他一些画艺高超、不遑多让的堂名款瓷等等。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价而高则仿”。出于经济上牟利获益的需求，民国时期的高档美术瓷始终都是造假者仿制的对象，且从民国当时直到现在一以贯之，盛仿不衰，致使民国瓷器成为赝品泛滥的重灾区，或光怪陆离，或惟妙惟肖，令广大收藏爱好者防不胜防。和仿制历史上各代名窑名器相比，造假者以民国瓷器作为主攻方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时代相连、原料相近、技术相似以及可资借鉴的实物数量众多都是便宜所在。此外，如前所言，很多老艺人在清民之交和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都在埋首制瓷、精心绘瓷，虽然创作题材或因政治气象的变化而有所改进，但其内在的艺术风格不可能遽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怎样准确甄别出这种过渡、转型时期的瓷器也是一个难以速解的问题。当然，任何瓷器，甚至包括所谓的“库出”瓷器和窖藏瓷器，历经时代变迁均会或多或少留下岁月的痕迹；而不管多么高精尖的仿制品，都不可能真正意义上达到“以假成真”的地步，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特征和局限性，这种特征和局限性总能在瓷器上露出可寻的蛛丝马迹来。本文拟根据一些实物资料，简单谈一下如何辨别民国时期的仿同期名家瓷作和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仿民国瓷器，以与广大同好交流分享。
新中国仿民国瓷器的辨伪
相对而言，新中国成立后制作的各种仿民国瓷器应该较民国时期仿同期名家瓷作更易辨别，毕竟从时间上看已经有了一定距离，原料、工艺多少会与民国时有些不同，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这牵涉到方方面面很多因素，是个复杂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瓷器虽在原料与工艺上和民国时期一脉相承，却因政治气候的导向，多创作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的作品，反而较少生产仿前朝各时期之作；“文革”期间，具有特殊时代属性的瓷器大行其道，在当时的背景下，仿古之作几近绝迹；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老物件”的存世量大幅减少，加之人们对文物艺术品价值的认识逐渐加深，需求量日趋增加，利益驱动之下，造假者才开始大规模仿制历代瓷作，其中也包括民国瓷器。这种仿制的技术水平走的是一条水涨船高的路线，起初的仿品较为粗糙低劣，较易识别，但近年来技术含量愈来愈高，稍不留神就会令人蒙蔽，误入彀中。
民国粉彩八骏图小瓶局部
新仿民国粉彩八骏图小瓶局部
辨伪实例1：民国粉彩八骏图小瓶及其仿品
图1是一件典型的民国粉彩八骏图小瓶，小圆唇口外撇，短颈，溜肩，长腹渐收至底，假圈足。外口沿处以蓝料彩绘一周如意云纹，下垂璎珞纹。瓶身绘有姿态各异的八匹骏马，远处二马疾奔，近景六马憩息，三立三卧，各具情态。柳枝飘曳，绿草茵茵，一派春意盎然之象。空白处墨彩楷书“春风频舞柳，骏马乐优游”，引首钤胭脂水料彩印“仁”，句末亦钤胭脂水料彩印“世”、“宁”，底足内落蓝料彩“乾隆年制”四字二行双方框楷书款。这种效仿郎世宁画风、绘有八骏图案的瓷器在民国时期制作很多，关善明先生曾考证其流行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图2是完全按照图1样式制作出来的仿品，仿真度很高，乍看之下几与民国时的原作无异，但若两相对照仔细审视，则可发现两者间仍存在着诸多差异。
首先，从器形上看，仿品口径和足径的尺寸与真品相同，但高度为17.6厘米，较真品多了0.7厘米，且长腹下收的线条略显僵硬，不若真品舒缓自然，反映在外观上就显得肩部粗胖臃肿，头重脚轻，缺乏俊逸端庄之感。另外，真品的唇口极其圆润规整，而仿品的唇口比较厚实，可见拉坯成型功力之差距。
其次，从胎质上看，虽然真品和仿品的底足都很细窄，露胎处不多，但细察之，真品的利坯工序完成得一丝不苟，非常讲究，圈足内墙和外墙边缘各可见一周齐整的切线，将瓶置于台面之上平视底足，所露之胎的宽度虽然尚不及发丝，但却清晰可见。相比之下，仿品的修胎工艺就粗糙了许多，瓶身和底足所施的釉几乎一垂到底，与圈足相平。将真品和仿品同时执于手中则可发觉，虽然仿品个头比真品稍大，但分量却较真品显著为轻，表明其对胎土含量的拿捏亦有所不及。
第三，从釉质上看，真品给人的感觉特别温润，而且施釉均匀，彩料在其衬托下更显艳丽，釉色呈现出一种发青的色调，而仿品所施的釉非常稀薄，以至于抚摸上面的纹饰给人一种剌手的感觉，色彩也受累于这种单薄而不够亮丽，且仿品的釉呈现出的是浆白色。
第四，从纹饰上看，仿品的偷工减料、形近神远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骏马的线条神态、草丛枝叶的设色、石头树木的皴法还是如意云头中的点纹，真品的画工都是仿品所无法比拟的。
第五，从款识上看，真品题诗的字迹较之仿品更加秀逸，钤印与文字的布局也排置得当，不似仿品那样草率。真品底款的蓝料彩色泽淡雅，字体工整，而仿品底款的颜色稍显浓艳，笔力纤弱。综合上述种种区别，这些差异体现的并不仅仅是同一时期师傅与徒弟间手艺功力的高低，而是不同时期制瓷原料、彩绘颜料、工艺水平、审美水平不尽相同的整体结果。
民国粉彩花卉纹赏瓶局部
新仿民国粉彩花卉纹赏瓶1局部辨伪实例2：民国赏瓶及其仿品
作为勉励、赏赉清廉大臣的一种工具，赏瓶自雍正朝出现后历代延烧，成为传统官窑瓷器中最常见的品种之一。清末以前，赏瓶的样式相对单一，均以青花绘制缠枝莲纹，以契合其寓意。到了光绪朝，赏瓶上的装饰手段趋于多样化，出现了粉彩和霁蓝釉描金等新品种，所绘纹饰亦增加了二龙戏珠纹、龙凤纹、百蝶纹、云蝠纹、皮球花纹等等。入民国后，在继续烧造上述品种的基础上，迎合大众需求、适宜陈设欣赏或馈赠亲友之用的粉彩花卉纹赏瓶逐渐成为景德镇各作坊生产的大宗产品，且直至今日仍在普遍制作，成为仿制最多的民国瓷器品种之一。
图15是一件民国赏瓶，图16(以下称仿品1)和图17(以下称仿品2)是两件近年来新仿的赏瓶，三者相差不多。由于琢器的拉坯成型远较圆器复杂，因此诸如赏瓶这样的器物只有形制上的大致规范而不可能完全一样。
从外观看来，仿品1的曲度略显僵硬拙笨，给人以一种颈粗腹瘪之感，且口部拉坯太过单薄；仿品2的线条要比仿品1流畅秀美，但颈部和腹部的比例搭配又有过犹不及之嫌。当然这并不是判定真伪的主要依据，因为有些民国赏瓶的造型也不是非常美观，关键还需要从形、胎、釉、彩、工、款等各方面综合考量。目前来说胎体是不少仿品较难攻克的一道难关。真品的底足胎质坚实细密，磨损程度不一，非常自然。而仿品1的底足明显经过了人为打磨做旧，脏点过于规则；仿品2的底足更是疏松不堪、苍白无力。
釉的区别如前所述，真品由于系柴窑所烧，釉面白中泛青，但整体感觉很光亮；仿品多为煤窑或气窑烧造的产物，釉色一味偏白，显得乌涂生涩，俗称“发塞”，缺乏亮感。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造假者为牟取更大利益，不惜增加成本，启用柴窑进行烧制，审视这类仿品的釉面时要尤加小心，应仔细观察其老化程度是否自然舒服。较之其他品种，民国时的颜色釉瓷器数量较少，囿于釉料配方比例不同，其发色与明清两代名贵釉色有着一定距离。
彩和工的差异结合起来考察效果最好。现在很多绘瓷彩料单纯就料色而言已仿得相当到位，譬如矾红、胭脂紫等等，除非造假者为节约成本而大量使用浮艳的现代化学颜料，但若将区分度不大的彩料颜色反映在极需功力的画工上，很多仿品便立刻原形毕露、高下立判了。
真品的花卉纹洒脱舒展，设色清艳，枝叶亦反转有致，曼妙多姿；而无论仿品1还是仿品2，花瓣的形态都过于呆板，让人感觉发死，缺乏灵气和活力，枝叶的填色同样失于板滞，甚至单调到形态如一，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辅助纹饰虽不起眼，但同样可以作为鉴赏器物工艺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真品的蕉叶纹一如主题纹饰般潇洒随意，活灵活现，相形之下，仿品蕉叶纹的一板一眼、一笔一画就不免规范过头、太显幼拙了。此外，纹饰的布局及其与器形的比例也大有讲究。真品蕉叶纹的高度不高不低，恰到好处，进一步凸显出瓶颈的颀长秀气，二者相得益彰。而仿品1的蕉叶纹短粗矮胖，益显瓶颈粗笨；仿品2的蕉叶纹同样高度不够，虽为掩盖缺陷添补了几笔石榴，却弱化了腹部的主题纹饰，颇显凌乱，适得其反。
由于激光扫描复制等高科技技术的应用，器物的底款已越来越难以成为区别真赝与否的依据，但有些时候仍可窥辨一二。一般而言，器底的款识和器身的纹饰道理相同，自然、不拘谨者要比刻意、过度工整者真的可能性更高??正因为难以区分，所以这一点的浮动性较大，想熟练准确地掌握它就必须建立在大量观摩、认真记忆真品与赝品的基础上，故可以作为辨别真伪的一个参考，但更多的还要考量另外的几个方面，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准确客观的判断。
民国粉彩花卉纹赏瓶底款
新仿民国粉彩花卉纹赏瓶1底款辨伪实例3：新仿王大凡款灯笼瓶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左右时间相对来说是民国期间难得的“黄金发展时期”，同样也是“珠山八友”等陶瓷美术家们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此后连绵未断的抗战和内战让艺术陶瓷市场元气大伤，蒙受了巨大损失。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虽然这些陶瓷美术家们受到国家的尊重、扶持与鼓励，但其价值已不是简单通过各自作品的价格多少来体现了。从80年代市场开放开始，随着人们对“珠山八友”的重新认识和大力追捧，落寞许久的文人派瓷画才又逐渐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并不可避免地引来仿品无数。图29是一件新仿的王大凡款粉彩渊明采菊图灯笼瓶，瓶身一面绘东晋名士陶渊明负手回首于一棵虬松之前，身旁小童一手执杖，一手提着采满菊花的花篮，亦作回首状，另一面墨彩题“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时在戊辰孟夏月中浣，黟山樵子王大凡写于昌江之希平草庐”，尾钤朱文“?”字单方框印，底落“江西瓷业公司”六字三行楷书红款。严格说来，这件灯笼瓶并不能算作多么绝伦的高仿品，在前述的胎、釉、彩、工、款等几个环节中都有不小的破绽暴露，但由于是参照真品的有本仿制，画风和书风均类似王大凡，因此亦有很大迷惑性。
实际上，此瓶系造假者根据王大凡作于1928年的两块瓷板画(以下称为真品1、真品2)，综合利用克隆、移植、嫁接等多种作伪手段制作而成。不难发现，仿品的纹饰几乎完全抄袭真品1的内容，而题款又取自真品2，只不过略加改动，二者组合之后又将画面从瓷板搬到瓶上，以使人即便见过真品也会误认为属于王大凡同类题材的姊妹作。诚然，瓷画家在某些阶段内确实会创作内容相仿的作品，这其中既有应酬之作的无奈之举，也有为满足客商点题需要的刻意为之，但无论哪种情况，不管瓷画家绘制时的用心程度和艺术水准高低，其作品本身都应有着鲜明的个人属性和时代属性，而非仿品赝作所能取代的。相比于真品1，仿品的画工无疑逊色了许多，在最显功力的人物线条上，真品的洗练劲辣远非仿品所能比拟。人物开脸同样极见绘者功夫，仿品的人物呆板僵滞，缺乏神韵，且呈现出现代人物特征，全无历代高士、童仆的古朴超然之感。此外，须发、树皮、枝叶等处的点染、皴擦、刻画也如前文所述之八骏图小瓶，精细与粗糙一目了然，加之胎质绵软，釉面干涩，色彩浅薄，这些都是一般仿品的共有通病。究其原因，或是造假者的艺术水平达不到仿制要求，或是他们单纯通过控制成本来简单追求利润尽可能最大化。
此瓶底款所落之“江西瓷业公司”拘谨刻板，纤细无力，与民国时期的真款相距甚远，且王大凡作品的外底多署堂名款“希平草庐”，绝少见署瓷业公司款。仿品的题款很明显是在照猫画虎，意图摹拟真品2，但终究无法达到流畅潇洒、一气呵成的艺术效果。而且，王大凡作品中的名字印款全都应为白文“王”字和朱文“?”字合二为一，而造假者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只有一个草率的朱文“?”字款，依旧在细微之处露出了马脚。
民国时期仿同期名家瓷作的辨伪
由于处于同一时代背景，制瓷和绘瓷的原材料与工艺相同，民国时期仿同期名家瓷作的所谓“老仿”瓷器，尽管数量并不是很多，但隐蔽性和辨识难度更大，相应的，危害性也更大。要想准确识别出哪些是真正的名家作品，哪些又是瞒天过海的冒名顶替之作，就必须考量瓷画家们的艺术风格，熟知每个人的创作习惯、擅长题材，包括题款的字体和写法都是非常重要的鉴别内容。例如，民国时简体字与繁体字并行，不同的瓷画家有着不同的书写习惯，有的造假者没有意识到这点，会将一般本人都是繁写的字写成简体。因此，多看名家真品实物、在脑海中建立起充实丰富的资料库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国内如江西省博物馆、景德镇陶瓷馆、天津博物馆等很多收藏机构都常年或不定期陈列民国名家专题的瓷器展览，有条件的话勤去参观，详察细记，牢牢把握住每位瓷画家的各自特点，再在市场上遇到似是而非、拿捏不准的作品时就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有的放矢地加以甄别了。如果本地及周边的博物馆里缺少民国瓷器相关展览也不要紧，近年来陆续出版的诸如《瓷艺与画艺??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瓷器》(香港艺术馆编，海洋国际出版社，2003年)、《民国瓷器鉴定》(铁源、溪明著，华龄出版社，2004年)、《珠山八友》(耿宝昌、秦锡麟主编，江西美术出版社，2004年)、《景德镇陶瓷馆民国瓷艺精品》(曹淦源主编，吉林美术出版社，2005年)、《谦益堂藏瓷》(熊中发、熊中荣、熊中富主编，江西美术出版社，2005年)、《江西藏瓷全集??民国》(铁源主编，朝华出版社，2008年)、《一世朗润??民国瓷器特展》(天津博物馆编，科学出版社，2010年)等大型图录里都收录了数量众多、基本不存争议乃至堪称标本的名家瓷作，大量阅读这些专业书籍，博闻强记，同样可以有效树立起辨别真伪、衡量优劣的标尺来。
辨伪实例1：民国时期仿汪野亭款山水瓷板
图35是一件民国时期仿汪野亭款的粉彩柳宗元诗意图山水瓷板，不明就里者会认为这块能与何许人媲美的雪景瓷板是汪野亭难得一见的佳作。实际上，此瓷板虽确实画得精彩，却并非出自汪野亭本人手笔。汪氏固然画艺高超，创作手段多样，青绿、墨彩、红彩无不精擅，但纯粹的雪景瓷画尚未听闻。当然，更关键之处在于，瓷板题款的字体与汪野亭同时期的真迹有着一定距离。不可否认，一位瓷画家在其一生中画风和书风都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条件的，在一段时期内不应有过于显著的差异。
辨伪实例2：民国时期仿王琦款坐镜
图36这件民国时期仿王琦款的粉彩大富贵亦寿考图坐镜，尽管从风格上看极类王琦，但整体考察不难发现，绘者的艺术功力和王琦仍有着相当差距。实际上，自王琦于20世纪初叶赴上海观摩画展、改学黄慎、开景德镇瓷坛一代未有画风之奇以来，心仪并效仿这种人物绘画方式的瓷画家层出不穷，颇具规模，较有名者如刘希任、涂菊亭、邓必诏、魏墉生、熊作仙、陈翊钧、吴俊等，无不深深打下了王琦的烙印，风格鲜明。尽管他们在绘瓷时多署自己的真实姓名，但也不排除因为种种原因，曾有仿作问世的可能。辨识这类王琦风格的瓷作，仍需通过上述所提到的方法和技巧仔细加以鉴别。
捡到民国名家瓷器精品漏的可能性
如前所言，民国瓷器由于时代距今最近，相对来说仿造成本最低，因此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易于辨别。一般来说，鉴定一件民国瓷器的真伪，先看它的胎，如果胎是老的，再看彩是不是后挂、款是不是后添，包括造型是否合乎规范、不超出时代的局限性。如果可能，尽量到瓷都景德镇观摩学习一番，从工艺上了解瓷器的制作过程和固有特征，凡事只有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好地知其然。现在景德镇有专人专仿珠山八友等名家作品，造假者并不贪多求全，而是一心一意主攻摹仿一位瓷画家，力图达到逼真酷似、与真无异的地步。如果从非技术层面上来规避打眼、买假的风险的话，就要在市场中小心翼翼，多思慎行，不可心存侥幸。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信息如此充斥、行情如此透明的艺术品市场中，捡到民国名家瓷器精品漏的可能性甚至比以超出其自身价值许多的高价买进的可能性还要小。囿于手头材料所限，本文只撷取了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何辨别民国瓷器的真伪，要想将这些知识点充分消化，为己所用，锻炼出一双明察秋毫的火眼金睛，就要靠大家在实践中细心摸索、不断融会贯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