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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有1件珍贵的文物是从河南省临汝县纸坊公社阎庄大队(今汝州市纸坊乡纸北村阎庄自然村)出土发现的，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考古价值傲然屹立于中华国宝之巅峰，2003年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它，就是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做为当年第一位发掘出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李建安先生，至今却鲜为人知。现在汝州计生委工作的谭国强与李建安交往有数年之缘。作为发现者的见证人，他将所知的发现鹳鱼石斧图陶缸有关往事叙说出来，以飨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广大朋友。
李建安，1953年7月出生，为汝州市纸坊乡纸南村第十村民组人。1972-1974年在本大队做民办老师，1975年应征入伍。1978年4月，从云南腾冲退役回家没多久的李建安，被纸坊公社招收为合同制工人，分配到公社文化站当文化干事。由于工作需要，李建安曾被派往洛阳学习过《文物法》。同年10月，他随洛阳地区文物处参与到纸坊中山寨村大墓群考古发掘，对文物工作有一定经验。
1979年春节初八的早晨，李建安在集市买菜时，偶尔从纸坊乡纸北村一位60多岁的老汉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该村苹果地发现了不少红陶片。吃过早饭后，他便准备好工具，迅速赶往知情人描述的现场---纸北大队阎村东距黄涧河西岸60多米处一竹园附近。到达现场后，他从一个没挖好的苹果树坑中捡出一部分红陶片，经过20多分钟的拼凑，一个很不完整的尖底陶缸显现出来。这时，在中山寨考古大墓群时所学的一些知识得到应用，他初步把此物确定为二次瓮棺葬红陶尖底瓶。后来，发掘成果进一步扩大，他一个人在原苹果树坑的东西向拓展挖开了一个长560cm、宽80cm、深85cm的土坑。经过一天半时间的精心挖掘，共挖出红、青两种颜色大小直径、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13个，其中只有第12个陶缸上有鹳鱼石斧的图案，其余的均无任何图案。因为这个陶缸上有图案，李建安特意看了一眼，发现陶缸边沿有一个高约13公分分长呈三角形的口子(当时不在意，李建安分析是大队移土时车辆辗轧所致，此缺口至今没有找到)。当挖出第13个陶缸时他实在太累了，不得不停工回家休息。就这样他分3次把这13个陶器，运到自家的院落里，这便成了13个陶器出土后的第一个落脚点。休息几天后，他开始对这13个陶器进行清理。在清理中，他发现陶缸和尖底瓶里装的是土和人骨头。家人知道后，以放在家中晦气为由，极力反对他把这些陶器放在家中，要求他马上送走。无奈之下他用架子车把这13个陶器运到纸坊公社东院(韩家祠堂主房下东第一间平房内)他的办公室，这是13个陶器的第二个落脚点。由于当年谭国强也在纸坊公社上班，与李建安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谭国强闻讯后看到其中一个陶缸上有鸟、鱼、石斧图案时，当时他问：“你弄这些玩艺这么下功夫干啥哩，能值几个钱？”他激动地告诉谭国强：“这里的东西可是国家的宝贝，不是值几钱的问题！”当时人们普遍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批陶缸的珍贵性。后因人事调整，他和13个陶器也随之搬往公社大院的另一间办公室内，这是13个陶器的第三个落脚点。
在此期间，李建安曾多次与原临汝县文化馆联系，请求早日把这些文物妥善安置。由于当时临汝县考古工作比较滞后，工作人员对陶器的有关知识了解甚少，再加上重视程度不够，此事拖了又拖。时隔二年多后，即1980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建安的请求终于有了结果，他兴高采烈地用自己的自行车拖着架子车，沿着洛界公路，经过一个半小时行程到达原临汝县文化馆。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张久益亲切接待了他，并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赠送其5双线手套以资鼓励，这是13个陶器的第四个落脚点。
时至1998年1月8日，谭国强和两位同事一起到北京出公差。他们三人在闲暇之余到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参观，步入历史博物馆没多久，离谭国强大约20多米处的那个带图案的陶缸进入谭国强的视线。当时谭国强和同去参观的同事开玩笑说：“前边那个陶缸是1978年在原临汝县纸坊公社纸北大队阎村出土的，不信你去看看。”同事还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假的？”当他跑到展柜前一看傻了眼，确实如谭国强所说。谭国强骄傲地告诉同事说：“为什么我了解这个陶缸呢？因为它出土后在我宿舍门前放置半个多月的时间。”参观过后，谭国强才感觉到此陶缸的非凡价值。
后来，为更进一步了解“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有关情况，谭国强多方查找资料。“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是用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烧成，总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有一副高37厘米的、宽44厘米的《鹳鱼石斧》彩陶饰图。整幅图内容分为两组：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经专家用碳十四测定，它是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在鹳鱼石斧图被发现的30余年时间里，专家、学者关注有加，诸如“中国最早的彩陶画”、“中国最早的国画”、“中国画的开山鼻祖”等一个个显耀的光环，皆叠加于一身。它呈现着华夏文化的光辉，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在绘画史上，这幅《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标志着中国史前绘画艺术由纹饰绘画向物象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中国史前绘画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凭借珍贵的价值， 2003年7月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国内外专家还在不断探讨深入研究。从民族艺术而言，它证明了我国先民很早就成功掌握了点、线、面的艺术表现方法和绘画法则，整个器皿和构图展示出一种较强的民族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从科学角度而言，先民很早就能够利用黏土，经水湿润，塑成一形状，彩绘加工，干燥烧成，整个工艺流程掌握得既熟练又恰到好处，展示了先民开发大自然，利用化学变化创造发明的科技水平。《国宝大观》一书中认为“鹳鱼石斧彩陶缸”堪与印第安人的图腾柱相媲美。
后来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是如何来到北京，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当事人李建安和见证人谭国强均不得而知，经汝州市文史爱好者杨占营先生的考据和查找资料，终于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1980年灯节的前几天，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机，一个重要人物发现了他的价值，他就是时任郑州市文联主席的张绍文先生。灯节在即，回到家乡汝州(当时称临汝县)的张绍文先生与侄子张天庆一同到文化馆访友。进入文化馆大院，一眼就发现一件古陶器摆放在院中的乒乓球桌面上，他快步走上去，发现上面竟绘有鹳、鱼、石斧的图案。张绍文当即告诉文化馆工作人员说：“陶器上面的画太有价值了。”他当即找人进行了拍照，又命从小喜欢书画的侄子张天庆找来纸笔进行描摹，(张天庆因此获得了第一手资料，由他仿制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格外逼真，被国内多家博物馆争相收藏)，并当场命名为“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到郑州后，张绍文分别向有关部门领导作了汇报，并撰写了一篇题目为《原始艺术的瑰宝------记仰韶文化彩陶〈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论文。文章中写道：“笔者今春灯节返故乡，在文化馆陈列的这批仰韶文化陶器中，发现了一件陶缸上绘有一幅罕见的原始绘画，非常惊奇，于是进行了临摹、拍照，定名为《鹳鱼石斧图》(简称《陶画》)。”并给予了很高评价，“这幅原始绘画，是一件稀有的杰作。”“那自然生动，无趣无穷的艺术形象，无疑应列入‘神器’中去了。”“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这幅《鹳鱼石斧图》是中国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幅绘画。”毫无疑问，张绍文是第一个发现“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巨大价值和进行研究的人。
1980年10月28日，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调查组的成员有省博物馆的汤文兴、县文化馆的张久益、县文化馆办公室主任晋明德等人。调查结束后，由汤文兴同志执笔，撰写了一份署名“临汝县文化馆”的《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阎村遗址面积约2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3米。1964年以来不断出土瓮棺葬、白衣彩陶、石斧、石铲、骨针和大量的砂红陶片。1978年11月间，当地社员挖出了十一座瓮棺葬，还有一些瓮棺葬出土后已被砸毁。加之调查时又发现的几件，共采集到完整陶器19件，其中的10件陶缸中有彩陶缸3件……一件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红砂陶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画有一幅高37、宽44厘米的彩陶画，画面约占缸体面积的二分之一，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以及石斧的使用与安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珍品。”
这两篇文章均刊登在《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上，正是这两篇文章奠定了“鹳鱼石斧图”的研究基础，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五个保管点，继而荣登中国历史博物馆之神圣殿堂。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六个保管点，至此也成为现在的最终存放点。目前，在首都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不断地接受着全世界人民的景仰。
笔者在感叹之余，向那个不经意的报告人(此人以去世，尚不知道姓名)、执著的李建安，以及张绍文、张久益、汤文兴、晋明德等对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发掘和保护做出贡献的人们表达深深的敬意，笔者建议应将他们的名字庄重的录入典籍。
(桂焱炜 杨占营 谭国强 闫学民 程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