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村有瓷犹秘色
金村窑酒具浅议
叶英挺 / 文
金村，位于丽水龙泉市南部，琉华山西麓，与龙泉窑最核心产区大窑一山相隔，南北对峙，并有古道与大窑相通。据龙泉市小梅镇第三次文物普查发现，金村一带有近三十处五代至宋元的古窑业遗址，尤为外界所熟知的屋后山、溪东、大窑?(bēn)一带还保留有大量的古窑址群。这些窑区地段狭长，为群山环抱，有溪流蜿蜒曲折于山谷间，汇入瓯江，溪边至今还保留有码头遗迹。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记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大窑古称刘田，亦作琉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此处引自《龙泉县志》(可能为南宋何澹所修版本)，基本代表了后世对金村窑地位仅次于大窑的评价。事实上，金村窑更早于大窑，与庆元交界的金村一带是龙泉窑最早烧制青瓷的地区之一，它是龙泉青瓷迅速崛起于五代/北宋的第一个瓷业中心。
五代至北宋早期这一阶段，是龙泉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龙泉窑的迅速崛起期。这一阶段的制瓷中心是金村，五代/北宋之于金村犹如南宋之于大窑；而淡青釉之于五代/北宋犹如粉青梅子青之于南宋。金村窑淡青釉制品，胎白釉淡，胎骨坚薄匀称，造型规整端巧，制作精细讲究，器表施以纤细划花，器底大多满釉，采用泥点加垫圈支烧。器类品种多样，壶、瓶、罐、炉、盘、碗等均有发现。此类淡青釉产品，以往在龙泉境内也曾有零星出土，但因与龙泉早期青瓷面貌相去较远，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未能被正确认识，并往往被误断为越窑制品，至今仍未引起重视。本文试以几件淡青釉酒具为例，一揭金村窑曾经的辉煌。
图1
图2五代两宋普遍流行的酒具组合形式主要有台盏、执壶，以及与执壶(也称注子)相配套的温碗、装酒用的经瓶(即梅瓶)等。先将储存在经瓶中的酒倒入执壶，借助温碗内的热水加温，然后再斟在台盏或盘盏中引用。南唐御用画师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图2)，取材于唐十八学士夜宴典故的宋佚名《夜宴图》，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等画作里，均描绘有这种执壶温碗以及台盏配合使用的情形。墓葬窖藏出土的例子也很多，如1981年北京八宝山辽统和十三年(995)韩佚墓有越窑青瓷注子温碗及台盏成套出土；1993年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宋代金银器窖藏有数套银经瓶、银台盏、银注子、银温碗出土。金银器酒具器型可与陶瓷器互证，尤其台盏造型，基本一致。
台盏，或作“台?”，元人散曲里也呼为“玉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即藏有宋玛瑙台盏。台盏起源于托盏，因托盘有高脚，上面中央有小圆座，整体呈台状而称盏台，托盏的托盘则为盘碟状，下无高足，上亦无圆座，所以台盏可视为托盏的进化形态。台盏是一种高级酒具，《辽史?礼志》有重要仪式中贵族“执台盏进酒”的记载，《元史?舆服志》将台盏定为区别官员官阶的器皿之一，对其使用规格作了限制。根据出土或传世的实物来看，瓷质台盏大都制作精美考究，越窑、汝窑、定窑、耀州窑、湖田窑等各大名窑均烧制过台盏，量少而精。
图3
图4
图1的酒具组合中，类似的蕉叶纹双系盂口执壶或许在五代北宋龙泉窑中较为常见，但是这对完整的精美台盏，却十分的稀罕。该台盏由盏台和盏子组成，盏台作高足盘状，折沿，葵口，浅腹，下具高足，圈足微外撇，盘心凸起如一倒扣小盏为承台；盏子敞口，平唇，盏壁微弧，并压印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线，两道压线之间呈花瓣状，圈足较高，微外撇。盏子圈足大小与盏台托口大小十分吻合，且葵口花瓣及圈足外撇等造型互相呼应，胎釉呈色一致，应为成套制品。笔者在金村一带窑址实地考察中也采集到过台盏盏台的标本，如图3、图4所示，样式大同小异。图3为典型五代至北宋早期的淡青釉器，承台装饰凸起的双重覆莲瓣纹，图4在时代上要稍晚，承台装饰凸起的长莲瓣，内填篦划线。此种浮雕式的莲瓣纹也见于同时期的莲瓣炉及莲瓣纹盅等器物，可谓一时之风尚。
另外，台盏易与茶盏混淆。实际上两者是有区别的，区分很简单，盏托中间凸起如一台子似倒扣盏底的均为酒具，上面匹配小的盏子，就是酒具。茶盏托形制基本一样，但是盏托的中间是空的，如正置的碗盏，可以把茶碗放在中心空的凹下处。与之相呼应的，宋代茶碗大都是斗笠形的，底足都很细，龙泉窑的斗笠碗都是茶具。这类茶盏托，金银器中也有，和台盏一样，但时间上可能早于台盏。
图5
图5在五代/北宋金村窑各类酒具中，数量最多的要数执壶。这些执壶样式丰富，有喇叭口式、盘口式、盂口式等，壶腹多作瓜棱式等分，并装饰疏朗纤细的划花纹，有些还贴饰捏塑的鸳鸯等为耳(图5)。以造型而言，喇叭口式执壶明显无盖，盘口式、盂口式则应有盖子相配，且这两类执壶的肩部通常置有桥形小系。另有一种细口执壶数量较少，如图6，执壶通体作十棱形，细口，直颈，丰肩，鼓腹下弧收，圈足微外撇，肩部一侧装弯流，另一侧按扁把，腹壁以凸棱线十等分，格内以前后中心线为基准装饰划花，两两对称。盖钮作花苞，钮面刻螺旋形条纹，盖分上下二阶，上阶呈半圆形，以凸棱线十等分，每棱内刻草叶纹，下阶削成十个面，每面开镂壶门。胎灰白，壶里外通体施青釉，釉面匀净，底足裹釉，足底留有泥点支烧痕。
图6
图7此类十棱执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北京八宝山辽统和十三年(955)韩佚(韩佚为辽始平军节度使)墓出土的越窑宴乐人物执壶(图7)，两者式样相近，尤其盖子均呈现一种异域风格，类似伊斯兰建筑洋葱头式的穹窿顶，十棱执壶盖身的壶门装饰也曾是越窑器中流行的纹样(唐代较多)，尽管样式不太标准。不过两者在细节上的区别也很明显，比如同是瓜棱腹，越器鼓腹饱满凹棱相嵌，龙泉则一贯的凸棱，器型上更为高挑，此外，流与把手的设计处理也是迥然有异。
图8五代北宋龙泉窑与越窑相类的作品很多，尽管两者多貌合神离，但被误断为越器的仍比比皆是。譬如2005年纽约苏富比秋拍0008号拍品“五代/北宋越窑雕花梅瓶”(参见图8)，断为五代/越窑制品，实际上越窑中并无类似的参照器，而在龙泉窑中却可找出与之非常接近的同类造型。如图9，为处州青瓷博物馆收藏的五代北宋梅瓶，是一件典型的金村窑淡青釉器。此两者相似度非常高，除了纹饰细节及釉色存在一些差异，几乎一模一样，尤其如腹部的凸棱、圈足处的弦纹等都如出一辙。此外，苏富比梅瓶上的流云状划花纹也是五代北宋龙泉窑器物上常见的纹样。所以，此件梅瓶为龙泉窑制品无疑，并非产自越窑。该梅瓶当时估价25?35万美元，并以46万美元高价成交(约合人民币384万元)，远远高出同期其他越窑器的价格，此已充分说明该梅瓶的价值。
图9以上所述这几件金村窑台盏、执壶、梅瓶，均制作精良，质量上乘，应为流通于上层社会的高档酒具，其与越窑器的相似联系也绝非简单的模仿，而更多体现出一种自身的风格。这类高质量器物的突然出现，很可能与烧制贡瓷有关。宋代庄绰《鸡肋编》曾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宋?庄绰《鸡肋编》卷上，页5，中华书局，1983年)，豫章位于今龙泉市兰巨乡，在唐代江南东道括州的版图上，龙泉境内山的地理标志仅有一座豫章山(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北宋《元丰九域志》卷五《望龙泉》条下：“州西南三百五十五里五乡高亭一银场有豫章山龙泉湖”，亦只提到豫章山。这可能与唐宋之时龙泉豫章山因出铜而著有关，所以此处以“龙泉县地名豫章”正是当时豫章闻名的反映。庄绰一生历经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过官，足迹遍及京西、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而唐时越窑秘色即已名扬天下，诗墨留香，以庄绰之见识断不会张冠李戴，将越窑与龙泉窑混为一谈，此处所谓“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必定有来由、有所据。这已受到实物方面的验证，有收藏者曾获得一淡青釉四系罐标本，外壁釉下有铭文：“天福元年(936)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天福系五代后晋后汉年号，并为吴越钱氏所延用。金村和上?窑址中都出现过“天福”纪年的残片和窑具。所以很可能早在五代中期，吴越国钱氏就已把龙泉窑作为“官物”的烧造点，龙泉青瓷是越窑青瓷之外的另一种秘色瓷。
龙泉“官物”青瓷的主要用途很可能用于进贡他邦。吴越钱氏一直奉行臣属中原，与中原王朝修好的外交政策，以求偏安一隅，尤其到五代末北宋初，政治形势紧张，进贡中原的财物不计其数。据《宋史》、《宋会要》、《吴越备史》等记载，吴越国进贡北宋的秘色瓷器达十多万之巨。如此庞大的生产量单靠一个越州窑很难保障，龙泉窑作为一个补充烧制点完全合乎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