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李彦君
官用瓷,作为官方使用瓷器的描述,并不是第一次,但作为陶瓷的一个门类概念的提出,还是第一次。官用瓷是指宫廷或官府指定或定制的窑厂精工细作而成的瓷器,并由官方出资收购,多为宫廷及官僚使用的瓷器,残次品也可出售或供给官僚或贵族,如越窑、邢窑、耀州窑等。与官窑的区别是官窑由宫廷建设并派专人管理,生产瓷器多为宫廷所用,不作为商品出售,残次品通常销毁,生产可不计成本,如宋修内司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贡瓷是指地方或属国进贡给朝廷或上级官府的精品瓷器。与官用瓷不同的是贡瓷是地方为进贡而特地制作的精品瓷器,不是官府指定或定制,贡瓷是作为礼品的形式送给上级,不是上级出资定购,时间上也有不确定性。这三者的主要区别:官窑是官方出资兴建与管理的;官用瓷是官方定制购买的;贡瓷是进献送礼的。有时即使官窑时代的产生,也同时存在着官用瓷和贡瓷,如宋代越窑、耀州窑等,明代龙泉窑与钧窑、磁州窑等。那么怎样确认官窑瓷、官用瓷和贡瓷这三个品种的质量呢?通常官窑瓷因为官方建设烧造,精益求精,又不惜工本,质量要求非常高,陶瓷能工巧匠云集,从整体上保障了官窑的质量。不仅材料优良,工艺也十分精湛,且很少流入民间,只有皇帝赏赐部下,偶尔才会流入民间及随葬。
官用瓷器通常都是出于宫廷或官员、官府的需要,选定在当时比较成熟或有名的窑口中烧制需要的品种。在质量上有较严格的要求,甚至原材料、工艺也有很高的要求,如五代耀州窑的黑胎支烧器、柴窑的白胎器、龙泉粉青黑胎器等皆反映这一特点。但整体质量略逊同期官窑。
贡瓷通常是以优良窑口定烧或特制瓷器中选出精品作为进贡的礼品。一般情况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不仅技术要求高,材质也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些,如唐五代越窑、邢窑、磁州窑,甚至上世纪60?70年代的毛瓷也属这类。
明代张应登的《游滏水鼓山记》碑曾记载:“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而且《大明会典》中也有:“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于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筒。”由此可知:宫廷官府用瓷当时不仅限于官窑,其不是陈设器及直接使用的食器外,其他官用瓷如酒坛、酒缸,因其用量大,对其质量自然也不会一概要求严格。比较有名的窑场,一样能承担烧制宫廷及官府需要的瓷器,钧窑的花盆、磁州窑的酒坛、龙泉的大盘,无疑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这类瓷器皆属官用器的范畴,自然官用瓷也存在质量的优劣,但优劣体现在功能和品种上。如直接使用的碗盘、食具、供器等会很精致。其他大件产品如盛酒、酱油、醋等坛瓶类,质量自然难以与小件生活器皿相比。
官用瓷与贡瓷上的确认,在考古中多以款识与铭文题记为主要参考。如建阳的“进盏、供御”、邢窑、定窑的“盈”“官”字款,耀州窑的“官”字款等。其他如辽代上京窑、宋湖田窑、唐五代越窑等都出现官字款。还有直接写有官府或官用器器具之名,如元代“枢府”、辽金“上京”之类款识题记,特别是五代、宋、辽、金等官僚贵族墓葬出土这类官用器,皆能说明这一问题。
官用瓷器从其属性而言及考古资料发现,最早应该在新石器时代即产生了。从大量的新石器考古陶器来看,质量有着明显的高低之分,像相当于夏文化的“夏家店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发现质量非常精湛的彩陶、黑皮陶及磨光陶、白陶。甚至更为精湛的镶嵌美石等的陶器。当进入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的时代后,陶瓷显然难与其比肩,但到了魏晋唐时,宫廷与官府渐渐重视起来。到了宋代,中国陶瓷焕发了灿烂的艺术光彩,享誉世界。贡瓷官用瓷官窑瓷无疑引领着陶瓷发展的最高科技成就。
本文所列的官用瓷及窑口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历代的官用瓷及窑口。还有相当多的官用瓷等待我们研究和开发。像景德镇枢府瓷、辽上京林东窑、四川乐山西坝窑变釉瓷、青羊宫与彭县窑、山西法华瓷等都曾给官府烧造过瓷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广阔,也是我国陶瓷宝库中的珍贵遗产。